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主张以史为鉴、顺应历史，倡导和平发展，推动全人类的共同进步。面对20世纪末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观点准确把握现实的历史规律和历史大势，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展开了强有力的驳斥，消解了这种抽象的历史观。应当说，“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观点体现了在唯物史观指引下扬弃与超越资本文明，坚定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要求。历史并非如“历史终结论”所言已经“终结”，而是处在进步发展的过程中。为此，我们要紧跟历史前进的潮流，走以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苦乐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个体对自我生存意义的探寻，而当前部分大学生的“摆烂”现象反映了其苦乐观的消极倾向。通过对当代大学生的“摆烂”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部分大学生在苦乐观方面存在以下表征：片面理解苦乐内涵与关系的怀疑倾向，苦乐态度不端与情感消极为表征的颓废悲观倾向，苦乐信念缺乏与意志薄弱的精神虚无倾向以及苦乐动机功利与行为脱节的精致利己主义倾向。借助积极心理学相关理论探讨大学生苦乐观教育，有助于消解大学生“摆烂”症候，帮助大学生辩证对待人生苦乐矛盾,树立积极向上的苦乐观。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智能化变革新趋势，抓住人工智能创新重大历史机遇，积极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国家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目标明确、导向清晰、内涵丰富、体系完备，是我国在新时代探索科技创新规律，开创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之一。我国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旨在通过人工智能场景创新，引领美好生活新图景的形成，对于新时代我国完善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准确把握“两个大局”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它完善了中华民族概念、超越了西方民族国家话语、发展了传统共同体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一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摆脱了西方民族理论对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事务治理的束缚，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彰显着中国共产党勇于创新的巨大勇气，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处理民族事务的重大贡献。

数字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有何作为是亟待探讨的热点问题。“两山”理论对于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提供了指引。基于“两山”理论的数字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机理和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绿色经济效率呈现从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特征；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内生性分析后依然成立，且这种提升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金融对东部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显著大于中部和西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金融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中介渠道；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数字金融的作用效果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经济效率。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城乡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从“城乡混沌一体”到“城乡二元对立”，再到“城乡融合”的逻辑嬗变过程。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要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坚持个体发展和共同发展相结合，坚持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城乡可承受度和发展实效的统一等科学方法。在此基础上，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应结合实际探求健全城乡居民利益表达机制，提升城乡服务供给机制，构建公平的城乡利益补偿机制，强化城乡利益整合机制，完善城乡主体利益协调机制，以切实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活动的社会历史性遗传成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根基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看待这一遗传方式积淀的过程、呈现的方式以及未来的可能，是我们把握时代、理解自我、批判现实的重大根本问题之一。工业化之后的第三持存依循生物学的逻辑将社会历史性的人性异化为表征政治自由物化、政治权力技术化、政治逻辑控制化的社会记忆，以资本技术化与技术资本化合一的方式复活了“传统权力形式”。因此，要使人工智能时代的第三持存真正成为表征人现实力量的社会记忆，就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重新追问其本质，在对其政治叙事逻辑的解构中真正使第三持存的技术化与技术化的第三持存服务于人的自由与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1254条“高空抛物规则”吸收了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简称《侵权责任法》）第87条“补偿责任”规则的同时，又以增加建筑物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与公安等机关介入条款，对原有的高空抛物规则作出了实质性变更，实际上放弃了先前《侵权责任法》在高空抛物问题上的强调救济功能的立场，转而追求社会总体利益的更大化以及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的平衡实现。基于此，高空抛物规则的适用要点也需要根据其价值意蕴的改变而获重塑：明确补充责任在先、补偿责任在后的责任担当次序，同时拓展“补偿责任”规则细化的空间，并明确公安机关为解决民事纠纷介入调查与实施治安处罚、追究刑事责任的区分。

数字金融是近年来的金融新业态，其发展对实现碳中和、碳达峰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均会对碳排放产生不同影响；数字金融发展显著降低碳排放，同时会引发碳排放回弹效应，而异质性分析表明，第三产业的碳排放回弹效应并不明显。进一步使用调节效应模型探究回弹效应的影响机制，发现经济规模的增长会部分抵消数字金融的减碳效果，而绿色技术进步和环保政策实施会加强数字金融的减碳效果，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则存在异质性。因此，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协调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加强绿色技术研发投入，统筹制订科学合理的环境政策。

人工智能由专用性向通用性的突破,将引发人类现有生产生活的重新塑形。众多领域的直接劳动将逐渐被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形态逐渐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变,数字资本通过平台技术对可见性的精细操控,加上工厂车间的云端化,造成劳动者与监管者肉身的实际隐退,劳动形态越来越隐蔽,以至于不断趋于幽灵化消隐。工人直接劳动逐渐退场的生产方式给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带来了新的追问:劳动者的活劳动还是价值生产的唯一来源吗？探赜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的度量危机,剖析人工智能的劳动对象化本质及其在生产过程中价值转移的中介角色,甄别劳动幽灵化的形态演变渊薮,挣脱资本逻辑的价值范式,对于破解新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困境具有重大深远的现实意义。

在创新驱动的背景下，CEO职业视野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的灵活性，从而使得企业之间具有差异化的创新战略。利用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基于实物期权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实证检验了CEO职业视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CEO职业视野越长远，企业创新水平越高，尤其表现为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的显著增加；当企业面临严峻内部经营困境（历史期望落差大）和高外部动态环境压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时，会强化具有长远职业视野的CEO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处于成长期企业和非国企的样本中上述关系更为明显。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中，具有“一体三面”关系的基本概念“生态环境”“生态”“环境”“资源”亟待明确。四者内涵交织不清，传统方法难以厘定。解决这一难点问题，应从禁止性规范—侵害原因行为—三面防治—一体保护的路径出发，以词源学、语法学和法教义学作辅，界定各概念基本范畴，并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侵占资源”划定界限。单纯讨论保护环境、生态、资源无意义，任何保护措施的最终目的都是保护生态环境整体，要素只是切入点，而不是相互独立的分类依据。由点及面，法典体系结构亦应调整，将“绿色低碳发展编”汇入“总则编”和“生态保护编”中，新增“自然资源保护编”，由此实现法典体系融贯。

新质生产力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也为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新质生产力话语的国际传播应以概念的准确译介与理念的清晰阐释为原则要义，以科技创新、绿色生态、以人为本为基本内容，坚持以中文为传播载体，构建以中文国际传播为基础的发展平台。以“汉语桥”视频中新质生产力话语的呈现为例，研究发现运用新质科技创新媒介，建构新质传播情境；搭建新质共情传播矩阵，拓展多元叙事主体；以中文为新质传播载体，关注语言文化教学等方式能够推动新质生产力话语的国际传播。

伴随着乡村振兴背景下大量资源的下乡，调研地区的新乡贤群体正在积极参与村庄的治理活动。从产生机制上看，新乡贤的治村行动主要基于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的治理需要而产生，其作用在于弥补正式治理的不足、降低正式治理的成本以及规避正式治理的法律风险。从行动主体上看，新乡贤治理行动的功利性色彩更加明显，缺乏持久的社会和文化动力支撑。在某种程度上，新乡贤群体开展的基层治理活动是国家资源下乡背景下基层社会出现的一种暂时性现象，并不构成基层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从长远来看，强化新乡贤群体的社会文化色彩，形成一种稳定的多元共治格局将更加有利于农村社会的长远发展。

领导风格与员工建言行为关系的元分析结果表明：领导风格是影响员工建言行为的关键变量，不同变量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包容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和服务型领导对集体主义倾向的员工的建言行为影响力更高；包容型领导、服务型领导和威权型领导的测量方式对员工建言行为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建言行为测量工具仅在伦理型领导与员工建言行为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谦逊型领导、真实型领导在自评情境下对员工建言行为的提升贡献力更大，领导—成员交换在自评情境下的影响效应也更为显著；包容型领导、谦逊型领导、真实型领导在多时点下对员工建言行为的调节效应显著低于单时点，领导—成员交换在单时点下对员工建言行为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有着重要的文化根脉与现代文明新使命。民胞物与、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念是其文明源泉，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思想是其文明根基，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和合”文化是其文明核心。作为文化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和精神家园，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驱动力。当前，面对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要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这一现代文明新使命，需要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脉入手，建构有效的文化发展策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文明形态。

主体和主体性是西方哲学的概念，属于价值关系的范畴。文化主体性是一种精神价值创造能力及其价值影响能力的体现，所以，文化主体性所呈现出的是共同性价值与独特性价值的统一，具有相应的主观能动性。中华文化主体性分为古今两部分，二者都属于价值关系的范畴，并且都具有延续性和独特的价值内涵。中华文化主体性决定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即共同性的价值观体系、一体性的内部固有共同体属性、内部天下的价值共同体、人民性的建设目标和方向。

作为跨学科议题，环境问题为相关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提供了现实基础。环境传播学者对话语与修辞的重视和研究，不失为一种对生态批评忽视文学特质研究的反拨。奥拉维克指出的缪尔对于“崇高感”的表达，基林斯沃思和帕尔默归纳的由雷切尔·卡森开启的“启示式叙事”，作为气候变化象征符号的站在冰块上的北极熊、集体迁徙的帝王蝶以及戏剧影视作品的图像化呈现等，都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环境传播研究与生态批评相结合的思辨空间。难能可贵的是，环境传播学者对生态文学经典叙述策略的理性反思，对于过分着眼于挖掘生态思想资源的生态批评和生态创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在巩固改革开放发展成果、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深刻变革。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5—202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出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下的劳动关系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抑制了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但数字经济并未引起劳动争议发生率的显著上升，即数字经济下劳动关系呈现碎片化与隐性化特征。需要从完善工会制度、扩大集体协商覆盖范围、加快劳动基准法建设、发挥公共就业服务作用、构建协同治理机制等方面入手，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保障劳动者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