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既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模式，也变革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作为人脑功能外化的新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依赖于人而存在，但也表现出一定的自主学习和深度思考的能力，人的主体性问题再次引发学界关注。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语境中，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凌驾于人的逻辑之上的风险客观存在，表征为人的深度思考能力弱化、情感单调钝化、劳动异化等问题，从而可能引发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失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恢复人的逻辑对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引领地位，是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性挑战的基本逻辑，也是协同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依此建构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人的主体性风险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消除资本对社会关系的宰制；引领人机共生发展方向，消解技术对人的支配；明晰人机界限，贯彻人的逻辑。

数字化时代，数字科技赋予了红色文化新的活力，借助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动能是助力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当前，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存在诸多现实隐忧，表现在技术上的资源利用和筛选整合有待加强、内容上的历史本真与教育深度有待深化、教学上的传统与创新需要平衡。可从打造“区域协同+数字共享”的红色文化资源平台、营造“大思政课+多元共建”的数字育人生态、驱动“三维赋能+阶梯培养”的数字育人主体及构建“精准评价+动态优化”的数字化评价机制等层面寻求优化进路，切实提升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全民族共同抗战过程中，不管是在敌后战场，还是在国民党正面战场，抑或是在大后方，中华各民族都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团结一体，在共御日寇的对敌斗争中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了极大增强与升华，实现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正自觉，这主要体现为：中华民族先锋队意识唤醒了中华民族的革命意识，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救国自觉；中华民族大联合意识增强了国人的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觉；中华民族大团结意识锻造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自觉；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自觉。

持续更新迭代的数字技术在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数字化的普及仍未覆盖到社会所有群体，导致数字差异的存在和数字弱势群体面临的问题尤为突出。为确保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弱势群体能够平等地通过教育获取和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提升数字素养、缩小社会的数字差异，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可以从教育数字包容中具有结构性、关系性和认知性的社会资本入手，建立教育数字包容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通过教育数字包容实现为数字弱势群体赋能，需促进教育数字资源的应用可及化、教育数字包容主体间协同多元化和数字意识宣传的全方位化。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定制化政策、资源共享机制、创新包容基金、AI赋能培训以及社区数字导师项目来全面实现。

大历史观为审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轨迹及其历史贡献提供了宏大视角，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其发展状况并精准预判未来趋势：从时空向度审思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农村集体经济模式可见，其形成与发展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历史逻辑，是保障新中国独立自主发展的内生性策略；从发展向度审视市场经济时期的家庭承包经营模式，需在实践层面聚焦“统”“分”平衡的结构性难题，在价值层面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协同困境；从规律向度构思新发展阶段农村集体经济的调适路径，应在历史镜鉴中强化历史自觉、把握历史主动，构建“统”“分”结合、以“统”为主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期实现“第二个飞跃”。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承载着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双重使命。“非遗”保护是历史文化脉络赓续、民族精神延续的文化实践。高校“非遗”教育作为传统文化赓续与高校育人功能在新时代语境下的深度耦合与价值重构，其核心要义是以教育为媒介助推“非遗”创造性转化与高校育人生态的系统优化。然而，当前高校“非遗”教育实践仍面临着文化传承浅表化、技术应用异化、教育主体缺位等多重结构性困境。因此，高校“非遗”教育需要在联结传统与现代的育人实践中，探索体系嵌入、场域重构与多元协同的创新路径，激发学生的文化自觉，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实现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彰显高等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使命担当。

国产动画的“出海”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抓手，而出口到日本这个动画高端市场更可以产生辐射效应和示范作用。追溯中国动画出口日本的历史，梳理日本市场上的国产动画，可发现中国动画出口日本虽有成功个案，但仍存在创意欠佳、在地化不足、渠道狭窄、官方支持需进一步完备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策略，可助力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

新污染物治理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新兴重点任务。当前，相关政策已明确提出，要加快制订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条例。但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背景下，应将新污染物治理纳入法典，以构建融贯协调的法律体系。新污染物治理法典化需以科学知识为基础，坚持风险预防理念，通过整合现有制度形成完备的治理体系，并制订专门条例作为内容支撑。同时，需厘清条例与法典的关系，明确新污染物治理在法典中的体例定位，构建以公众健康为核心、风险预防为原则的制度框架，综合运用动态风险管控机制、全过程保障措施及多元规制手段，形成科学化、体系化的治理模式，为新污染物防控提供长效法治保障。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已经树立起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从内容要素看，中华民族整体史观、中华民族历史连续观、中华民族发展动力观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辩证史观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看待中华民族历史、剖析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脉络的主要内容。从生成逻辑看，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不断推进、中国革命实践的不断发展以及党对中华民族历史认识的不断加深而逐步形成，并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抗日战争时期得以确立。

随着人类用海活动的密集化发展，海上公共卫生问题日益凸显，引致全球海洋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受阻。“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凭借其有力回应多元治理需求的治理属性与整合多层级规范体系的制度属性，逐渐成为科学重构海上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的关键。然而，受全球海洋治理赤字、非传统安全威胁扩散、海洋治理规则加速变革以及公共卫生治理规则执行力缺口等因素制约，“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海上公共卫生治理实践，仍面临国际合作失序、复合安全风险、遵行实效不足以及规则衔接障碍等现实挑战。为此，中国需紧扣治理与制度双核心，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本遵循，推动国际社会凝聚整体性治理共识、革新治理机制，并通过完善涉外法治、深度参与国际法治建设等路径，提升海上公共卫生治理效能。

在气候变化语境下，“绿洗”泛滥的趋势已经引发针对企业主体气候问责的全体行动。围绕企业误导性宣传、虚假环境营销、不实信息披露等“绿洗”行径，以消费者、投资者、同业竞争者及政府等为代表的类型化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涌现。立足中国法治语境，可类推适用商业诋毁类司法判例的经验，强化“绿洗”类商业言论的法律属性界定。在证券投资领域，通过认定交易因果关系来推断“绿洗”投资信赖关系的成立，可降低“合理信赖”和“重大性”的证明难度；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确立专门规制“绿洗”的禁止性规范能够扩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空间；并且需要完善涉外司法建设，规避域外可能通过“长臂管辖原则”产生的恶意诉讼和管辖权争议。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面临要素缺口与沉睡资源并存的现实困境。基于“沉睡资源—识别整合—产业发展”的分析框架，山西省G村和D村两个村庄的案例揭示了依靠发展产业激活资源，进而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赋能的运行逻辑。结果表明，要素缺口是制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从内外两个维度，识别比较优势、优化要素配置和整合内外部资源是唤醒沉睡资源，从而突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瓶颈的关键之钥；村干部是识别比较优势，推进资源整合与优势转化的重要行动主体。因此，要在因地制宜选择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的基础上，内外协力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筑牢根基。

提升基层治理的数字化与智能化水平，是加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人工智能技术的规模化赋能，为基层治理注入突破性动能。资源整合、智能生成等核心技术将基层治理主体从繁杂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推动基层治理重心向治理能力提质与治理精准化建构转型，同时对基层治理格局形成系统性重构。人工智能技术在治理场景解构与重构、治理目标精准达成、优质资源普惠化共享等领域的深度赋能，集中彰显工具性价值、目的性价值与范式性价值的“三位一体”统一。然而，直面“主体虚化”“资本逻辑”“技治主义”三重风险挑战，基层治理亟须构建与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耦合的创新性治理范式。为此，应构建“三维协同”治理框架破解治理困境：以“数字赋能”化解“主体虚化”风险，凝聚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合力；以“公共价值”消解“资本逻辑”风险，整合市场治理要素提升治理规范化与制度化水平；以“法理协同”规制“技治主义”风险，健全基层治理技术规则与伦理规制体系，最终探索智能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实现路径。

“中产化”社会空间发展有助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和新型城镇化提质增优，城市更新作为重构社会空间的核心政策工具，正驱动着“中产化”进程向纵深发展。城市更新重塑城市的空间结构和社会形态，城市更新战略下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为“中产化”社会空间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也带来了社会空间的分化与隔离、社会结构固化、“中产化”进程扭曲等风险挑战。为此，宜遵循梯度转移的空间再构、产业集群导向的要素协同、空间建设的差异化路径这一“中产化”社会空间发展的整体思路，从“物质服务制度”三位一体的角度建构城市“中产化”社会空间的实践进路，夯实“中产化”社会空间发展的物质空间基础，优化“中产化”发展的社会服务环境，建立健全“中产化”社会空间质量提升的长效机制。通过“中产化”社会空间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助力共同富裕。

数字文化消费主义是文化消费主义与数字技术耦合的全新形态。借助数字技术加持，思想侵蚀的技术性蔓延、思潮自身的时代性流变、资本逻辑的跟进式扩张成为数字文化消费主义的独特生成逻辑。数字文化消费主义主要呈现出愚众化、娱众化、阈众化等现实症候，具体表征为：激发“资讯爆炸”与助推“价值闪送”，导致文化消费认知偏误；浇筑“信息茧房”与强化“虚假需求”，加剧文化消费价值减损；营设“符号消费”与固化“消费圈层”，造成文化消费行为极化。应对数字文化消费主义的思想冲击，需要聚合数字赋能，提升数字文化消费主义认知水平；聚力资本规制，遏抑数字文化消费主义生成动因；聚焦技术治理，筑牢数字文化消费主义防御阵地；聚势法治保障，完善数字文化消费主义防范体系。

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全媒体时代下，数字技术重构传播生态，对科普的互动性、情感化与价值认同提出新要求。借助互动仪式链理论解构全媒体时代科普的互动仪式特征，发现科技工作者在该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主要集中于主体协作、关注焦点与价值符号三个维度。为推动科普工作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全媒体时代科技工作者科普实践应从强化情感共鸣、明晰传播靶向、重塑价值象征三方面系统优化科普策略，提升科普效能。

让扩内需、促消费成为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着力点，需要建立以分配制度改革为基础支撑、消费生态优化为客观载体、民生保障强化为风险屏障、社会结构重塑为动力源泉的“四位一体”的社会协同机制，进一步以系统性制度创新构建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构建三次分配协同联动的社会制度体系，有助于实现合理分配而创造消费能力；完善公平可持续的社会生态体系，有助于实现环境优化而释放消费需求；健全民生风险防控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夯实保障基本需求而改善消费预期；建立“橄榄型”社会的消费主体锻造体系，有助于确保主体壮大而扩容内需支撑。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协调分配体系、消费环境、民生保障与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践提供可行的制度框架与科学的发展范式。

粮食主产区肩负着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任，稳面积、提单产是粮食主产区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的重要要求。基于江西省2023年的调查数据，双季稻播种面积占比可以用来衡量农户“趋粮化”行为，探讨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户“趋粮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提高村级治理能力显著提高粮食播种面积占比，即村级组织加强农业政策引导，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有助于农户“趋粮化”生产。在更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结果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在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户“趋粮化”行为的影响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村级治理能力通过促进农户采纳社会化服务促进双季稻种植，增加粮食产量。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平原地区，非平原地区的村级治理能力可显著促进“趋粮化”生产；相比于高细碎化地区，村级治理能力对低细碎化地区的粮食生产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因此，为了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保障粮食安全，要多措并举提升村级治理能力，大力推进社会化服务，因地制宜引导和帮助农民发展粮食生产，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人工智能在生产劳动中广泛应用引发了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技术恐慌，其不仅是心理效应，更是对社会关系变革的恐慌。从历史看，工场手工业时代劳动者因生产关系和认知局限产生无知性恐慌；机器大工业时代面临被机械或他人替代及身体受损的恐慌；数字工业时代则遭受算法偏见、数据隐私等新型风险带来的恐慌。当下，人工智能在当代劳动生产过程中使劳动者产生被替代、被隔绝、被剥夺成果的技术恐慌，其根源在于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合谋下的生产关系畸形。消解技术恐慌，需揭露技术本质，建立科学认同；复原社交情感，回归人际关系；促进个体能力成长，从智慧劳动中汲取劳动智慧。总而言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变革技术主义的生产关系，构建以人为本的生产关系。

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面临着民族认同转向国家认同的挑战。宪法认同是对宪法所确立的制度和表征的文化的认同，因其能够促进国家认同，可以成为克服这一挑战的方案。宪法认同在制度、文化层面与民族团结进步同构，因而可以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理论基础。立基于宪法认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我国《宪法》中有着制度表述和文化痕迹，这集中体现为《宪法》确立的民族制度，表征的民族文化。在宪法规范层面，这部法律的宪法基础由序言、总纲与“民族”相关的条款构成，国体条款是统合这些宪法规范的基础条款；序言第十一自然段、总纲第四条是主条款，其他条款发挥体系化解释的作用；民族自治地方条款是各民族融合的保障条款。在宪法文化层面，“一元”的文化规则能够解释中华民族为何多元一体；义务先行的理念阐释了执政党、国家、公民为何负有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义务；宪法建构与实施的工具主义倾向是理解宪法被用以保障公民权利的视角。

当下，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的“学术漂移”呈现出新的问题形态，具体表现为教学学术的新形态式微、运用学术的新型虚化、发现与综合学术的支撑力弱化，以及学术特色的流失。从学术生态观视角来看，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学术生态在结构、关系、环境等方面的平衡性被打破，是“学术漂移”问题形成的主要成因，“制度同形”是其背后的主要“推手”，而“学术漂移”现象又进一步破坏了教师学术生态。可以从学术生态结构、关系和环境的平衡格局入手，通过体制机制重塑，保持学术生态结构的多样性，维护学术生态的协同关系，促进学术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从而破解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的“学术漂移”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本逻辑”为主导，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逻辑起点和根本价值旨归，从政治保证、经济基础、文化氛围、生态环境和外部环境等实践层面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多维坚实保障。同时，人的全面发展也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整个脉络之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人才资本和精神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高度统一，从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现代化理论成果，实现了对“以资为本”的西方现代化的超越，开创了一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仅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线任务，也是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实践遵循。基于此，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深刻把握人口规模巨大的显著特征，在保障粮食数量安全的基础之上，以更好满足人民对优质多元食物消费等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着力提高农业综合供给能力；要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消除绝对贫困、满足人民基本生活所需的基础上，以高水平粮食安全为支撑，迈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要将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在厚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物质基础的同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农耕文明与中华传统美德，以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深入实施“藏粮于技”战略，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明特点；要将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引领中国继续以胸怀天下的全球视野和时代担当，为解决全球饥饿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攀升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路径。中国40个茶叶区域品牌价值攀升的主体异质性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建设主体增加和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攀升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形关系，建设主体的边际效应出现了递减趋势。异质性分析中，行业协会与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攀升呈显著正相关，企业数量与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攀升呈现倒“U”形关系。建设主体与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攀升的倒“U”形关系只在乡村振兴水平较低的地区存在，且该影响在龙头企业较少的地区更加明显，而乡村振兴水平较高的地区两者几乎呈现出单调递增的线性关系。作用机制检验显示，消费潜力和农业产业结构在建设主体影响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攀升作用中发挥部分正向中介效应。调节效应检验显示，农机应用正向调节建设主体对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攀升的促进作用。为进一步提升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应做到政府支持引导、行业协会监管、企业规范自身三向发力。

大食物观作为一种全面、多元的食物安全理念，对全球食物供应与安全保障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其愿景虽清晰，却在落地过程中频遇阻滞。将大食物观的多维目标与相应路径纳入统一框架，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核心，逐一检视理论策略的现实约束，可以发现，多数理论可行的实践路径受限于结构性矛盾与制度惯性，实际效能远低于预期。进一步对大食物观下理论可行但实践受阻的资源再配置策略进行研究，并对资源在粮食与非粮食物生产间转移的现实困难和成因进行分析，从中可以找到理论路径难以落地的关键制约因素。而强化理论支撑、优化政策保障机制等策略有利于提升大食物观的实践效能。

场域理论“场域、资本及惯习”的宏观视角有助于剖析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方式及其历史演变过程，为厘清宗族文化、家风家训、历史古街与风景古迹等要素在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场域中的核心作用提供理论支持。在“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维度的影响下，当前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重塑过程面临诸多挑战，如存在风貌肌理破碎化、传统民居空巢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危机等严峻问题。为此，需从生产、生活、生态及文化四类子场域的重塑机理中识别其存在的关键问题，遵循传统村落“文化基因—在地空间—遗产资源”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重新识别传统村落乡村文脉的文化符号，重构产居结合的文脉传承模式，重建以乡土文化为驱动的遗产保护方式，以实现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场域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性重塑，为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场域存续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优美的乡村环境与富集的资源禀赋，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对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从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3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分析乡村公共环境和资源禀赋对农民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进一步检验乡村旅游和经济发展在其中发挥的机制作用，可以发现：乡村公共环境和资源禀赋对农民共同富裕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两者发展水平越高，农民共同富裕效应越大；乡村公共环境和资源禀赋均能通过推动乡村旅游和经济发展进而对农民共同富裕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且两者交互作用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更大；乡村公共环境对东、中、西部地区促进效应逐渐减弱；资源禀赋对西部地区促进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对东部地区没有促进作用。乡村公共环境和资源禀赋对农民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和“胡焕庸线”东南侧地区更加显著。

当下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其在意识形态风险治理中嵌入的广度与深度，极大地提升了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多元社会思潮叠加并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虚化、阻隔和隐藏意识形态风险的挑战。这必然驱动意识形态治理主体主动发挥数字信息和技术功能，构建以风险研判、预警、阻断和评估为要素的数字化治理体系，搭建意识形态风险数字化治理的主体、技术与制度贯通的全要素链接，从而充分发挥意识形态风险数字化治理的整合化、精准化、动态化功能，在分析意识形态风险数字化治理的现实瓶颈和赋能机理基础上，梳理出意识形态风险数字化治理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内容，构建出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呈现出系统观念的方法论自觉。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之“全面”是系统观念的深度体现。依循系统观念，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布局之中的“共同推进”是行为方式，“一体建设”是目标指向。系统观念引领“共同推进”中的依法治国内蕴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统领依法行政，依法执政赋能依法行政；确立法治国家是“一体建设”之目标，法治政府为“一体建设”之主体，法治社会乃“一体建设”之基础。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的“共同推进，一体建设”要牵住“牛鼻子”和增强系统耦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核心议题进行战略部署，擘画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图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在工作布局层面的系统展开，蕴含着深刻的方法论意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系统运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等科学思想方法，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为何开展、怎样开展”等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问题。深入挖掘和研究阐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方法论意蕴，对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