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有何作为是亟待探讨的热点问题。“两山”理论对于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提供了指引。基于“两山”理论的数字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机理和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绿色经济效率呈现从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特征；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内生性分析后依然成立，且这种提升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金融对东部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显著大于中部和西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金融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中介渠道；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数字金融的作用效果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经济效率。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准确把握“两个大局”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它完善了中华民族概念、超越了西方民族国家话语、发展了传统共同体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一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摆脱了西方民族理论对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事务治理的束缚，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彰显着中国共产党勇于创新的巨大勇气，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处理民族事务的重大贡献。

人工智能由专用性向通用性的突破,将引发人类现有生产生活的重新塑形。众多领域的直接劳动将逐渐被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形态逐渐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变,数字资本通过平台技术对可见性的精细操控,加上工厂车间的云端化,造成劳动者与监管者肉身的实际隐退,劳动形态越来越隐蔽,以至于不断趋于幽灵化消隐。工人直接劳动逐渐退场的生产方式给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带来了新的追问:劳动者的活劳动还是价值生产的唯一来源吗？探赜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的度量危机,剖析人工智能的劳动对象化本质及其在生产过程中价值转移的中介角色,甄别劳动幽灵化的形态演变渊薮,挣脱资本逻辑的价值范式,对于破解新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困境具有重大深远的现实意义。

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活动的社会历史性遗传成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根基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看待这一遗传方式积淀的过程、呈现的方式以及未来的可能，是我们把握时代、理解自我、批判现实的重大根本问题之一。工业化之后的第三持存依循生物学的逻辑将社会历史性的人性异化为表征政治自由物化、政治权力技术化、政治逻辑控制化的社会记忆，以资本技术化与技术资本化合一的方式复活了“传统权力形式”。因此，要使人工智能时代的第三持存真正成为表征人现实力量的社会记忆，就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重新追问其本质，在对其政治叙事逻辑的解构中真正使第三持存的技术化与技术化的第三持存服务于人的自由与解放。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中，具有“一体三面”关系的基本概念“生态环境”“生态”“环境”“资源”亟待明确。四者内涵交织不清，传统方法难以厘定。解决这一难点问题，应从禁止性规范—侵害原因行为—三面防治—一体保护的路径出发，以词源学、语法学和法教义学作辅，界定各概念基本范畴，并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侵占资源”划定界限。单纯讨论保护环境、生态、资源无意义，任何保护措施的最终目的都是保护生态环境整体，要素只是切入点，而不是相互独立的分类依据。由点及面，法典体系结构亦应调整，将“绿色低碳发展编”汇入“总则编”和“生态保护编”中，新增“自然资源保护编”，由此实现法典体系融贯。

数字金融是近年来的金融新业态，其发展对实现碳中和、碳达峰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均会对碳排放产生不同影响；数字金融发展显著降低碳排放，同时会引发碳排放回弹效应，而异质性分析表明，第三产业的碳排放回弹效应并不明显。进一步使用调节效应模型探究回弹效应的影响机制，发现经济规模的增长会部分抵消数字金融的减碳效果，而绿色技术进步和环保政策实施会加强数字金融的减碳效果，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则存在异质性。因此，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协调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加强绿色技术研发投入，统筹制订科学合理的环境政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有着重要的文化根脉与现代文明新使命。民胞物与、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念是其文明源泉，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思想是其文明根基，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和合”文化是其文明核心。作为文化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和精神家园，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驱动力。当前，面对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要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这一现代文明新使命，需要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脉入手，建构有效的文化发展策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文明形态。

新质生产力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也为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新质生产力话语的国际传播应以概念的准确译介与理念的清晰阐释为原则要义，以科技创新、绿色生态、以人为本为基本内容，坚持以中文为传播载体，构建以中文国际传播为基础的发展平台。以“汉语桥”视频中新质生产力话语的呈现为例，研究发现运用新质科技创新媒介，建构新质传播情境；搭建新质共情传播矩阵，拓展多元叙事主体；以中文为新质传播载体，关注语言文化教学等方式能够推动新质生产力话语的国际传播。

主体和主体性是西方哲学的概念，属于价值关系的范畴。文化主体性是一种精神价值创造能力及其价值影响能力的体现，所以，文化主体性所呈现出的是共同性价值与独特性价值的统一，具有相应的主观能动性。中华文化主体性分为古今两部分，二者都属于价值关系的范畴，并且都具有延续性和独特的价值内涵。中华文化主体性决定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即共同性的价值观体系、一体性的内部固有共同体属性、内部天下的价值共同体、人民性的建设目标和方向。

作为跨学科议题，环境问题为相关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提供了现实基础。环境传播学者对话语与修辞的重视和研究，不失为一种对生态批评忽视文学特质研究的反拨。奥拉维克指出的缪尔对于“崇高感”的表达，基林斯沃思和帕尔默归纳的由雷切尔·卡森开启的“启示式叙事”，作为气候变化象征符号的站在冰块上的北极熊、集体迁徙的帝王蝶以及戏剧影视作品的图像化呈现等，都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环境传播研究与生态批评相结合的思辨空间。难能可贵的是，环境传播学者对生态文学经典叙述策略的理性反思，对于过分着眼于挖掘生态思想资源的生态批评和生态创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经历了从分散立法到统一立法的历史变迁，恢复性司法理念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得到深入贯彻。环境刑事立法模式存在单一法典论与分散立法论之争，症结在于法典化与解法典化的二律背反，应以功能主义的进路应对。基于外部功效和内部功能的考量，环境刑事立法应在总体上延续统一刑法典模式，但不宜在刑法典中规定生态修复责任。为了适应环境刑事司法的发展，考虑到生态修复责任是环境法所特有的责任形式，应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的刑事责任转致条款中规定生态修复责任，在刑事责任体系中的性质应界定为非刑罚处罚措施。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在巩固改革开放发展成果、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深刻变革。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5—202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出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下的劳动关系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抑制了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但数字经济并未引起劳动争议发生率的显著上升，即数字经济下劳动关系呈现碎片化与隐性化特征。需要从完善工会制度、扩大集体协商覆盖范围、加快劳动基准法建设、发挥公共就业服务作用、构建协同治理机制等方面入手，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保障劳动者权益。

尽管无论在党内法规文本中还是在学者们的论著中都有关于党内法规概念的相应界定，但这些界定都存在不够准确的问题。党内法规应当被作如下界定，即党内法规是党内有权机关制定或认可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规范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活动，具有特定名称、形式和内容要求，旨在确保党的纪律实施，并由党的组织强制力保障的具有法律性质的党内专门规章制度的总称。党内法规具有法律属性、政治属性以及道德属性，因此呈现出与这三种基本属性相对应的法律性特征、政治性特征以及道德性特征。新征程中依规治党的必然性决定了党内法规研究必须受到重视，党内法规学虽已被作为法学的一门二级学科，但依然具备发展为独立一级学科的可能性。

实体经济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座，其韧性既是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迫切需求，也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所在。基于中国2011—2021年的城市数据，利用GMMSLSARRE模型对221个城市的狭义实体经济韧性（RES1）和广义实体经济韧性（RES2）进行测度，结果表明： RES1和RES2的整体水平较高，高韧性和较高韧性的城市占比超过60%，其中省会城市、常住人口100万及以上规模城市处于领先地位；RES1和RES2的空间集聚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其中RES1呈现较为离散的分布特征，而RES2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进一步考察RES2的空间特征可以发现，在长三角等经济关联密切的地区，已经形成了核心城市带动周围城市韧性提升的协同发展格局；而在京津冀、成渝城市群等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差距较为明显的地区，更多地表现出“虹吸效应”。对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后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人力资本、创新能力、金融发展水平以及交通运输能力能够显著强化实体经济韧性，且城市间实体经济韧性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

滤镜作为一种新兴数字媒介，在图像语言中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构造模式，它的出现宣告了媒介视觉语言在数字领域的演变，同时也成为数字社会的新形态基础设施。滤镜“程式化”现象的形成有其独特的符号生成机制，且对当代媒介审美文化产生影响。滤镜的机器属性使得其从诞生初期即具备“程式化”特性，进而影响当下图像语言与个人行为均出现“程式化”特点，滤镜已经从单纯的视觉工具变成一种决定性的媒介工具。在滤镜的合理使用上，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有关部门监管，促使网络平台秉持价值理性；另一方面要拓宽创作土壤、挖掘传统文化美学，赋予使用者更多的审美选择。

厘清城市老年人15分钟社区生活圈服务消费意愿及消费行为之间复杂的消费认知逻辑关系对促进老年社会经济参与至关重要。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析影响城市老年人15分钟社区生活圈服务消费意愿的主要因素，辨析消费行为特征及归因逻辑，基于认知交互理论视角，深层次探究城市老年人消费意愿与消费行为的非一致性现象及内在耦合关系，可以发现：城市老年人的自身特征与认知特征对其社区生活圈服务消费意愿存在多维显著影响；内部具身认知对其消费意愿具有关键性作用，部分负向社区服务认知严重掣肘其消费意愿；城市老年人的初始消费意愿与最终消费行为结果之间存在非一致性。因此，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开发老年人生产性资源、提升社区消费设施服务供给效能和加强社区生活圈服务质量监管对于优化社区生活圈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提升老年人社区生活幸福感、促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离不开符号机制的支撑与推动。符号不仅是文化内涵的体现，更是促进民族认同、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手段。通过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文化符号之网，中华民族共同命运的精神本质得以展现。在符号累积的空间中，“身体共在”的感官体验刺激了空间人群的情绪，唤醒了共同情感；在符号的复合型结构中，“共向”元素的组合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象；在解释系统中，通过“真正的指号”的理性判断，生成了共有精神家园的意象。经由共享文化符号的传递、扩展与再创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族人民能够在符号的多层次意义中找到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理论意义、文化立场和情感价值。

基于“本地邻地”分析的视角，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285个城市2013—2022年数字经济对城市包容性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本地城市包容性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邻地城市包容性发展也具有正向的空间外溢效应，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机制作用；数字经济对城市包容性发展的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时间维度上表现为数字经济在长短期内均促进了本地城市的包容性发展；空间维度上表现为东、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促进了本地和邻地城市的包容性发展，西部地区仅促进了对本地城市的包容性发展。

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系20世纪30年代译介汇编中外名著的大型文学丛书，由著名作家、权威译者、知名学者供稿，打造了颇具特色的外国文学名著译介出版模式。其在译介推广时采用了“非文学”作品传播策略，将尼采的哲学篇什、比昂松的回忆录、华兹华斯的作品序言、兰姆的书信等“非文学”作品纳入出版范畴。这些“非文学”作品译介充实了《世界文库》的内涵，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译作的结构、主题和意图，深入了解作家的思想脉络和创作动机，以及把握所读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连接中国读者与文学经典的过程中，这些“非文学”作品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背景下，这种“文学”与“非文学”融合译介模式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思路。

加强党的领导是“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历经组织社会及争取性领导、重构社会及支配性领导、赋权社会及规范性领导、引领社会及全面性领导的不同形态，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式“一元协同”型党社关系，体现了党对社会组织领导的历史逻辑。社会组织的正向功能及偏离风险决定了“一元协同”型党社关系的主要内容及党领导社会组织的职能，并内含着党对社会组织领导的理论逻辑。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已从量的增长进入质的提升阶段，领导组织体系的健全和疏通、领导渠道体系的完善和畅通、党建工作的推进和贯通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组织全面领导的实践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