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既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模式，也变革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作为人脑功能外化的新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依赖于人而存在，但也表现出一定的自主学习和深度思考的能力，人的主体性问题再次引发学界关注。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语境中，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凌驾于人的逻辑之上的风险客观存在，表征为人的深度思考能力弱化、情感单调钝化、劳动异化等问题，从而可能引发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失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恢复人的逻辑对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引领地位，是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性挑战的基本逻辑，也是协同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依此建构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人的主体性风险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消除资本对社会关系的宰制；引领人机共生发展方向，消解技术对人的支配；明晰人机界限，贯彻人的逻辑。

数字化时代，数字科技赋予了红色文化新的活力，借助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动能是助力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当前，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存在诸多现实隐忧，表现在技术上的资源利用和筛选整合有待加强、内容上的历史本真与教育深度有待深化、教学上的传统与创新需要平衡。可从打造“区域协同+数字共享”的红色文化资源平台、营造“大思政课+多元共建”的数字育人生态、驱动“三维赋能+阶梯培养”的数字育人主体及构建“精准评价+动态优化”的数字化评价机制等层面寻求优化进路，切实提升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服务贸易数字化是推动世界服务贸易的核心力量，但随之而来的数字壁垒却成为服务贸易跨越的显著障碍。基于RCEP成员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的分析结果表明：RCEP成员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双边数字服务贸易监管异质性的扩大会增加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贸易抑制作用。解读RCEP协定发现，条款的有效实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RCEP成员国数字服务贸易的高壁垒情况。但RCEP更加注重灵活性和高标准之间的权衡，与CPTPP等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不断降低国内服务贸易规则与RCEP之间的差异、继续加强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提出符合国情的“中国议案”和持续对标CPTPP将是化解贸易壁垒进而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重点所在。

在全民族共同抗战过程中，不管是在敌后战场，还是在国民党正面战场，抑或是在大后方，中华各民族都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团结一体，在共御日寇的对敌斗争中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了极大增强与升华，实现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正自觉，这主要体现为：中华民族先锋队意识唤醒了中华民族的革命意识，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救国自觉；中华民族大联合意识增强了国人的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觉；中华民族大团结意识锻造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自觉；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自觉。

持续更新迭代的数字技术在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数字化的普及仍未覆盖到社会所有群体，导致数字差异的存在和数字弱势群体面临的问题尤为突出。为确保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弱势群体能够平等地通过教育获取和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提升数字素养、缩小社会的数字差异，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可以从教育数字包容中具有结构性、关系性和认知性的社会资本入手，建立教育数字包容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通过教育数字包容实现为数字弱势群体赋能，需促进教育数字资源的应用可及化、教育数字包容主体间协同多元化和数字意识宣传的全方位化。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定制化政策、资源共享机制、创新包容基金、AI赋能培训以及社区数字导师项目来全面实现。

在碳中和目标下可持续创业成为新创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新创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制约，使命效价对其克服制约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三元交互决定论构建的有调节的双中介理论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使命效价对可持续创业行为、创业拼凑和团队认知灵活性均具有促进作用；创业拼凑和团队认知灵活性在使命效价对新创企业可持续创业行为的影响中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技术使用在使命效价影响创业拼凑和团队认知灵活性中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新创企业在可持续创业过程中要积极运用使命效价，提升创业拼凑水平，增强团队认知灵活性，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

大历史观为审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轨迹及其历史贡献提供了宏大视角，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其发展状况并精准预判未来趋势：从时空向度审思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农村集体经济模式可见，其形成与发展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历史逻辑，是保障新中国独立自主发展的内生性策略；从发展向度审视市场经济时期的家庭承包经营模式，需在实践层面聚焦“统”“分”平衡的结构性难题，在价值层面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协同困境；从规律向度构思新发展阶段农村集体经济的调适路径，应在历史镜鉴中强化历史自觉、把握历史主动，构建“统”“分”结合、以“统”为主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期实现“第二个飞跃”。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已经树立起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从内容要素看，中华民族整体史观、中华民族历史连续观、中华民族发展动力观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辩证史观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看待中华民族历史、剖析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脉络的主要内容。从生成逻辑看，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不断推进、中国革命实践的不断发展以及党对中华民族历史认识的不断加深而逐步形成，并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抗日战争时期得以确立。

新污染物治理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新兴重点任务。当前，相关政策已明确提出，要加快制订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条例。但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背景下，应将新污染物治理纳入法典，以构建融贯协调的法律体系。新污染物治理法典化需以科学知识为基础，坚持风险预防理念，通过整合现有制度形成完备的治理体系，并制订专门条例作为内容支撑。同时，需厘清条例与法典的关系，明确新污染物治理在法典中的体例定位，构建以公众健康为核心、风险预防为原则的制度框架，综合运用动态风险管控机制、全过程保障措施及多元规制手段，形成科学化、体系化的治理模式，为新污染物防控提供长效法治保障。

随着人类用海活动的密集化发展，海上公共卫生问题日益凸显，引致全球海洋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受阻。“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凭借其有力回应多元治理需求的治理属性与整合多层级规范体系的制度属性，逐渐成为科学重构海上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的关键。然而，受全球海洋治理赤字、非传统安全威胁扩散、海洋治理规则加速变革以及公共卫生治理规则执行力缺口等因素制约，“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海上公共卫生治理实践，仍面临国际合作失序、复合安全风险、遵行实效不足以及规则衔接障碍等现实挑战。为此，中国需紧扣治理与制度双核心，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本遵循，推动国际社会凝聚整体性治理共识、革新治理机制，并通过完善涉外法治、深度参与国际法治建设等路径，提升海上公共卫生治理效能。

在气候变化语境下，“绿洗”泛滥的趋势已经引发针对企业主体气候问责的全体行动。围绕企业误导性宣传、虚假环境营销、不实信息披露等“绿洗”行径，以消费者、投资者、同业竞争者及政府等为代表的类型化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涌现。立足中国法治语境，可类推适用商业诋毁类司法判例的经验，强化“绿洗”类商业言论的法律属性界定。在证券投资领域，通过认定交易因果关系来推断“绿洗”投资信赖关系的成立，可降低“合理信赖”和“重大性”的证明难度；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确立专门规制“绿洗”的禁止性规范能够扩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空间；并且需要完善涉外司法建设，规避域外可能通过“长臂管辖原则”产生的恶意诉讼和管辖权争议。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应对百年变局中的全球性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三大全球倡议”着眼于解决世界发展难题、消除国际安全困境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发展领域、国际安全领域和人类文明领域的重要体现和生动实践，同时也为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支撑。新的征程上，中国将继续以身作则，不断汇聚起“三大全球倡议”世界共识，坚持以新理念促进新实践，在同各方对话交流的基础上搭建完善相关合作平台机制，制定落实“三大全球倡议”相关文件及其重点领域项目，以此更好地展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国产动画的“出海”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抓手，而出口到日本这个动画高端市场更可以产生辐射效应和示范作用。追溯中国动画出口日本的历史，梳理日本市场上的国产动画，可发现中国动画出口日本虽有成功个案，但仍存在创意欠佳、在地化不足、渠道狭窄、官方支持需进一步完备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策略，可助力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

《能源宪章条约》（ECT）是涵盖能源投资、能源贸易等诸多议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条约，在可再生能源转型时期，ECT呈现片面追求投资保护的价值倾向、平衡条款的供给不足以及实体条款界定不清等问题，无法有效回应投资保护与气候治理之间的冲突，继而引发一系列涉气候变化投资争端。近年来，欧盟推动并提出ECT现代化方案，促成了实体条款的迭新与气候条款的完善。当前我国所签署国际投资协定中实体规则滞后、气候条款缺失，作为能源领域双向投资大国，我国存在能源对外投资与投资引入的双重涉诉风险。未来，中国应根据自身战略需求，参鉴ECT现代化方案，适时迭新投资实体规则，构建投资领域气候条款规则体系，以及实现投资规则与气候规则的衔接与协同。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面临要素缺口与沉睡资源并存的现实困境。基于“沉睡资源—识别整合—产业发展”的分析框架，山西省G村和D村两个村庄的案例揭示了依靠发展产业激活资源，进而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赋能的运行逻辑。结果表明，要素缺口是制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从内外两个维度，识别比较优势、优化要素配置和整合内外部资源是唤醒沉睡资源，从而突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瓶颈的关键之钥；村干部是识别比较优势，推进资源整合与优势转化的重要行动主体。因此，要在因地制宜选择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的基础上，内外协力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筑牢根基。

“中产化”社会空间发展有助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和新型城镇化提质增优，城市更新作为重构社会空间的核心政策工具，正驱动着“中产化”进程向纵深发展。城市更新重塑城市的空间结构和社会形态，城市更新战略下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为“中产化”社会空间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也带来了社会空间的分化与隔离、社会结构固化、“中产化”进程扭曲等风险挑战。为此，宜遵循梯度转移的空间再构、产业集群导向的要素协同、空间建设的差异化路径这一“中产化”社会空间发展的整体思路，从“物质服务制度”三位一体的角度建构城市“中产化”社会空间的实践进路，夯实“中产化”社会空间发展的物质空间基础，优化“中产化”发展的社会服务环境，建立健全“中产化”社会空间质量提升的长效机制。通过“中产化”社会空间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助力共同富裕。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承载着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双重使命。“非遗”保护是历史文化脉络赓续、民族精神延续的文化实践。高校“非遗”教育作为传统文化赓续与高校育人功能在新时代语境下的深度耦合与价值重构，其核心要义是以教育为媒介助推“非遗”创造性转化与高校育人生态的系统优化。然而，当前高校“非遗”教育实践仍面临着文化传承浅表化、技术应用异化、教育主体缺位等多重结构性困境。因此，高校“非遗”教育需要在联结传统与现代的育人实践中，探索体系嵌入、场域重构与多元协同的创新路径，激发学生的文化自觉，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实现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彰显高等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使命担当。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安全例外规则赋予缔约方为维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而背离条约义务的权利，是近年来美西方国家强化国内安全审查、采取单边制裁措施依据的重要国际法“工具”。当前实践中，美西方国家通过强调安全例外规则的纯国家自裁属性，阻碍既有多边体系下的国际法发展进程，并以多方安排泛化和滥用国家安全概念，逐渐显现出绕过现行多边体系在小范围内形成“新规则”的趋向。对此，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实践逐步明确了安全例外规则的有限自裁性和可裁判性，确立了涉安全例外案件的分析思路，并逐步形成了界定国家安全利益的国际法标准。在此背景下，中国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理论指引，以多边主义为推动方向，以判理引导规范构造和适用，积极推动构建安全共同体，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分目标，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创新。通过对155个地方乡村治理创新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地方乡村治理创新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党建统领治理体系建设、资源下沉激活治理动能、移风易俗涵育文明乡风、依法施治重塑乡村秩序等方面。乡村治理创新是政策外部刺激、政绩内在激励、问题诉求倒逼、数字技术驱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乡村治理创新将呈现出四种发展趋势：党引领下合作共治程度进一步加深；民主协商实践进一步深化；“微治理”空间进一步拓展；数智化治理转型进一步加速。

提升基层治理的数字化与智能化水平，是加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人工智能技术的规模化赋能，为基层治理注入突破性动能。资源整合、智能生成等核心技术将基层治理主体从繁杂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推动基层治理重心向治理能力提质与治理精准化建构转型，同时对基层治理格局形成系统性重构。人工智能技术在治理场景解构与重构、治理目标精准达成、优质资源普惠化共享等领域的深度赋能，集中彰显工具性价值、目的性价值与范式性价值的“三位一体”统一。然而，直面“主体虚化”“资本逻辑”“技治主义”三重风险挑战，基层治理亟须构建与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耦合的创新性治理范式。为此，应构建“三维协同”治理框架破解治理困境：以“数字赋能”化解“主体虚化”风险，凝聚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合力；以“公共价值”消解“资本逻辑”风险，整合市场治理要素提升治理规范化与制度化水平；以“法理协同”规制“技治主义”风险，健全基层治理技术规则与伦理规制体系，最终探索智能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实现路径。

数字文化消费主义是文化消费主义与数字技术耦合的全新形态。借助数字技术加持，思想侵蚀的技术性蔓延、思潮自身的时代性流变、资本逻辑的跟进式扩张成为数字文化消费主义的独特生成逻辑。数字文化消费主义主要呈现出愚众化、娱众化、阈众化等现实症候，具体表征为：激发“资讯爆炸”与助推“价值闪送”，导致文化消费认知偏误；浇筑“信息茧房”与强化“虚假需求”，加剧文化消费价值减损；营设“符号消费”与固化“消费圈层”，造成文化消费行为极化。应对数字文化消费主义的思想冲击，需要聚合数字赋能，提升数字文化消费主义认知水平；聚力资本规制，遏抑数字文化消费主义生成动因；聚焦技术治理，筑牢数字文化消费主义防御阵地；聚势法治保障，完善数字文化消费主义防范体系。

国际传播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媒介为支柱的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国际信息传播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旨在以“中国担当”的话语形象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美美与共”的话语理念赢得国际认可，以“中国方案”赢得国际舞台的话语自信。现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国际传播面临着学术研究成果的学理支撑不足、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思想文化观念的冲突、自身话语的传播力不强、经济利益因素的基础性制约等困境。对此，需要增强综合国力，夯实国际传播的话语基础；完善中国话语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拓展意见反馈路径，健全国际传播的评价体系。

让扩内需、促消费成为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着力点，需要建立以分配制度改革为基础支撑、消费生态优化为客观载体、民生保障强化为风险屏障、社会结构重塑为动力源泉的“四位一体”的社会协同机制，进一步以系统性制度创新构建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构建三次分配协同联动的社会制度体系，有助于实现合理分配而创造消费能力；完善公平可持续的社会生态体系，有助于实现环境优化而释放消费需求；健全民生风险防控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夯实保障基本需求而改善消费预期；建立“橄榄型”社会的消费主体锻造体系，有助于确保主体壮大而扩容内需支撑。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协调分配体系、消费环境、民生保障与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践提供可行的制度框架与科学的发展范式。

粮食主产区肩负着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任，稳面积、提单产是粮食主产区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的重要要求。基于江西省2023年的调查数据，双季稻播种面积占比可以用来衡量农户“趋粮化”行为，探讨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户“趋粮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提高村级治理能力显著提高粮食播种面积占比，即村级组织加强农业政策引导，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有助于农户“趋粮化”生产。在更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结果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在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户“趋粮化”行为的影响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村级治理能力通过促进农户采纳社会化服务促进双季稻种植，增加粮食产量。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平原地区，非平原地区的村级治理能力可显著促进“趋粮化”生产；相比于高细碎化地区，村级治理能力对低细碎化地区的粮食生产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因此，为了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保障粮食安全，要多措并举提升村级治理能力，大力推进社会化服务，因地制宜引导和帮助农民发展粮食生产，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厦门经济特区是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其设置具有鲜明的政策性，是府际政策协同的产物。中央的战略决策、悉心指导和政策支持是厦门经济特区设置和早期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坚强保障，福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积极响应、政策细化和再创新是厦门经济特区设置和发展的内驱力。中央和地方的良性互动和府际政策协同使厦门经济特区取得了丰硕的建设成果，开辟了其独特的发展道路，为改革开放初期调整央地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以及全球治理危机加深，客观上要求必须对现行国际秩序革故鼎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是我国为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变革，向世界提供的最新国际公共产品。这套国际公共产品具有战略性、协同性和系统性的特质，既注重顶层设计又兼顾实践探索。在顶层设计层面，“三大全球倡议”通过革新国家交往理念匡正国际秩序的主导逻辑，通过创新国际交往模式重塑国际秩序的生成基础，通过引领国际交往行动化解国际秩序的失灵危机，为推动国际秩序向好变革和有效运行擘画了一条从理念到模式再到行动的变革方案。在实践探索层面，“三大全球倡议”聚焦全球发展失衡、安全恶化和价值冲突的治理难题，分别从夯实物质基础、巩固安全保障和强化精神纽带等方面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行路径与坚实支撑。

人工智能在生产劳动中广泛应用引发了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技术恐慌，其不仅是心理效应，更是对社会关系变革的恐慌。从历史看，工场手工业时代劳动者因生产关系和认知局限产生无知性恐慌；机器大工业时代面临被机械或他人替代及身体受损的恐慌；数字工业时代则遭受算法偏见、数据隐私等新型风险带来的恐慌。当下，人工智能在当代劳动生产过程中使劳动者产生被替代、被隔绝、被剥夺成果的技术恐慌，其根源在于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合谋下的生产关系畸形。消解技术恐慌，需揭露技术本质，建立科学认同；复原社交情感，回归人际关系；促进个体能力成长，从智慧劳动中汲取劳动智慧。总而言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变革技术主义的生产关系，构建以人为本的生产关系。

劳动力转移背景下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是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关键。基于江西省882份农户调查数据，以双季稻种植行为来衡量农户种粮积极性，非农就业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非农就业对农户种粮积极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非农就业不仅降低了农户种植双季稻的概率，还缩小了双季稻种植面积，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总体上，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缓解非农就业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不利影响，弱化非农就业对农户双季稻种植行为的抑制作用；相较于劳动密集型农业社会化服务，技术密集型农业社会化服务在非农就业对农户双季稻种植的影响中具有更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第三，非农就业对经营规模较小、细碎化程度更高、户主年龄在60岁以下、未参加农业技能培训的农户种粮积极性有更显著的抑制作用。为此，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农业社会化服务，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不断提升农户双季稻种植积极性。

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全媒体时代下，数字技术重构传播生态，对科普的互动性、情感化与价值认同提出新要求。借助互动仪式链理论解构全媒体时代科普的互动仪式特征，发现科技工作者在该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主要集中于主体协作、关注焦点与价值符号三个维度。为推动科普工作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全媒体时代科技工作者科普实践应从强化情感共鸣、明晰传播靶向、重塑价值象征三方面系统优化科普策略，提升科普效能。

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面临着民族认同转向国家认同的挑战。宪法认同是对宪法所确立的制度和表征的文化的认同，因其能够促进国家认同，可以成为克服这一挑战的方案。宪法认同在制度、文化层面与民族团结进步同构，因而可以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理论基础。立基于宪法认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我国《宪法》中有着制度表述和文化痕迹，这集中体现为《宪法》确立的民族制度，表征的民族文化。在宪法规范层面，这部法律的宪法基础由序言、总纲与“民族”相关的条款构成，国体条款是统合这些宪法规范的基础条款；序言第十一自然段、总纲第四条是主条款，其他条款发挥体系化解释的作用；民族自治地方条款是各民族融合的保障条款。在宪法文化层面，“一元”的文化规则能够解释中华民族为何多元一体；义务先行的理念阐释了执政党、国家、公民为何负有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义务；宪法建构与实施的工具主义倾向是理解宪法被用以保障公民权利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