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和主体性是西方哲学的概念，属于价值关系的范畴。文化主体性是一种精神价值创造能力及其价值影响能力的体现，所以，文化主体性所呈现出的是共同性价值与独特性价值的统一，具有相应的主观能动性。中华文化主体性分为古今两部分，二者都属于价值关系的范畴，并且都具有延续性和独特的价值内涵。中华文化主体性决定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即共同性的价值观体系、一体性的内部固有共同体属性、内部天下的价值共同体、人民性的建设目标和方向。

新质生产力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也为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新质生产力话语的国际传播应以概念的准确译介与理念的清晰阐释为原则要义，以科技创新、绿色生态、以人为本为基本内容，坚持以中文为传播载体，构建以中文国际传播为基础的发展平台。以“汉语桥”视频中新质生产力话语的呈现为例，研究发现运用新质科技创新媒介，建构新质传播情境；搭建新质共情传播矩阵，拓展多元叙事主体；以中文为新质传播载体，关注语言文化教学等方式能够推动新质生产力话语的国际传播。

尽管无论在党内法规文本中还是在学者们的论著中都有关于党内法规概念的相应界定，但这些界定都存在不够准确的问题。党内法规应当被作如下界定，即党内法规是党内有权机关制定或认可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规范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活动，具有特定名称、形式和内容要求，旨在确保党的纪律实施，并由党的组织强制力保障的具有法律性质的党内专门规章制度的总称。党内法规具有法律属性、政治属性以及道德属性，因此呈现出与这三种基本属性相对应的法律性特征、政治性特征以及道德性特征。新征程中依规治党的必然性决定了党内法规研究必须受到重视，党内法规学虽已被作为法学的一门二级学科，但依然具备发展为独立一级学科的可能性。

滤镜作为一种新兴数字媒介，在图像语言中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构造模式，它的出现宣告了媒介视觉语言在数字领域的演变，同时也成为数字社会的新形态基础设施。滤镜“程式化”现象的形成有其独特的符号生成机制，且对当代媒介审美文化产生影响。滤镜的机器属性使得其从诞生初期即具备“程式化”特性，进而影响当下图像语言与个人行为均出现“程式化”特点，滤镜已经从单纯的视觉工具变成一种决定性的媒介工具。在滤镜的合理使用上，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有关部门监管，促使网络平台秉持价值理性；另一方面要拓宽创作土壤、挖掘传统文化美学，赋予使用者更多的审美选择。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在巩固改革开放发展成果、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深刻变革。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5—202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出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下的劳动关系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抑制了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但数字经济并未引起劳动争议发生率的显著上升，即数字经济下劳动关系呈现碎片化与隐性化特征。需要从完善工会制度、扩大集体协商覆盖范围、加快劳动基准法建设、发挥公共就业服务作用、构建协同治理机制等方面入手，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保障劳动者权益。

近年来，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既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模式，也变革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作为人脑功能外化的新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依赖于人而存在，但也表现出一定的自主学习和深度思考的能力，人的主体性问题再次引发学界关注。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语境中，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凌驾于人的逻辑之上的风险客观存在，表征为人的深度思考能力弱化、情感单调钝化、劳动异化等问题，从而可能引发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失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恢复人的逻辑对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引领地位，是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性挑战的基本逻辑，也是协同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依此建构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人的主体性风险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消除资本对社会关系的宰制；引领人机共生发展方向，消解技术对人的支配；明晰人机界限，贯彻人的逻辑。

实体经济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座，其韧性既是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迫切需求，也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所在。基于中国2011—2021年的城市数据，利用GMMSLSARRE模型对221个城市的狭义实体经济韧性（RES1）和广义实体经济韧性（RES2）进行测度，结果表明： RES1和RES2的整体水平较高，高韧性和较高韧性的城市占比超过60%，其中省会城市、常住人口100万及以上规模城市处于领先地位；RES1和RES2的空间集聚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其中RES1呈现较为离散的分布特征，而RES2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进一步考察RES2的空间特征可以发现，在长三角等经济关联密切的地区，已经形成了核心城市带动周围城市韧性提升的协同发展格局；而在京津冀、成渝城市群等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差距较为明显的地区，更多地表现出“虹吸效应”。对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后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人力资本、创新能力、金融发展水平以及交通运输能力能够显著强化实体经济韧性，且城市间实体经济韧性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

厘清城市老年人15分钟社区生活圈服务消费意愿及消费行为之间复杂的消费认知逻辑关系对促进老年社会经济参与至关重要。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析影响城市老年人15分钟社区生活圈服务消费意愿的主要因素，辨析消费行为特征及归因逻辑，基于认知交互理论视角，深层次探究城市老年人消费意愿与消费行为的非一致性现象及内在耦合关系，可以发现：城市老年人的自身特征与认知特征对其社区生活圈服务消费意愿存在多维显著影响；内部具身认知对其消费意愿具有关键性作用，部分负向社区服务认知严重掣肘其消费意愿；城市老年人的初始消费意愿与最终消费行为结果之间存在非一致性。因此，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开发老年人生产性资源、提升社区消费设施服务供给效能和加强社区生活圈服务质量监管对于优化社区生活圈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提升老年人社区生活幸福感、促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离不开符号机制的支撑与推动。符号不仅是文化内涵的体现，更是促进民族认同、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手段。通过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文化符号之网，中华民族共同命运的精神本质得以展现。在符号累积的空间中，“身体共在”的感官体验刺激了空间人群的情绪，唤醒了共同情感；在符号的复合型结构中，“共向”元素的组合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象；在解释系统中，通过“真正的指号”的理性判断，生成了共有精神家园的意象。经由共享文化符号的传递、扩展与再创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族人民能够在符号的多层次意义中找到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理论意义、文化立场和情感价值。

在全民族共同抗战过程中，不管是在敌后战场，还是在国民党正面战场，抑或是在大后方，中华各民族都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团结一体，在共御日寇的对敌斗争中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了极大增强与升华，实现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正自觉，这主要体现为：中华民族先锋队意识唤醒了中华民族的革命意识，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救国自觉；中华民族大联合意识增强了国人的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觉；中华民族大团结意识锻造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自觉；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自觉。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已经树立起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从内容要素看，中华民族整体史观、中华民族历史连续观、中华民族发展动力观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辩证史观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看待中华民族历史、剖析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脉络的主要内容。从生成逻辑看，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不断推进、中国革命实践的不断发展以及党对中华民族历史认识的不断加深而逐步形成，并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抗日战争时期得以确立。

在碳中和目标下可持续创业成为新创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新创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制约，使命效价对其克服制约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三元交互决定论构建的有调节的双中介理论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使命效价对可持续创业行为、创业拼凑和团队认知灵活性均具有促进作用；创业拼凑和团队认知灵活性在使命效价对新创企业可持续创业行为的影响中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技术使用在使命效价影响创业拼凑和团队认知灵活性中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新创企业在可持续创业过程中要积极运用使命效价，提升创业拼凑水平，增强团队认知灵活性，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

持续更新迭代的数字技术在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数字化的普及仍未覆盖到社会所有群体，导致数字差异的存在和数字弱势群体面临的问题尤为突出。为确保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弱势群体能够平等地通过教育获取和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提升数字素养、缩小社会的数字差异，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可以从教育数字包容中具有结构性、关系性和认知性的社会资本入手，建立教育数字包容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通过教育数字包容实现为数字弱势群体赋能，需促进教育数字资源的应用可及化、教育数字包容主体间协同多元化和数字意识宣传的全方位化。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定制化政策、资源共享机制、创新包容基金、AI赋能培训以及社区数字导师项目来全面实现。

基于“本地邻地”分析的视角，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285个城市2013—2022年数字经济对城市包容性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本地城市包容性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邻地城市包容性发展也具有正向的空间外溢效应，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机制作用；数字经济对城市包容性发展的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时间维度上表现为数字经济在长短期内均促进了本地城市的包容性发展；空间维度上表现为东、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促进了本地和邻地城市的包容性发展，西部地区仅促进了对本地城市的包容性发展。

服务贸易数字化是推动世界服务贸易的核心力量，但随之而来的数字壁垒却成为服务贸易跨越的显著障碍。基于RCEP成员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的分析结果表明：RCEP成员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双边数字服务贸易监管异质性的扩大会增加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贸易抑制作用。解读RCEP协定发现，条款的有效实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RCEP成员国数字服务贸易的高壁垒情况。但RCEP更加注重灵活性和高标准之间的权衡，与CPTPP等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不断降低国内服务贸易规则与RCEP之间的差异、继续加强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提出符合国情的“中国议案”和持续对标CPTPP将是化解贸易壁垒进而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重点所在。

随着人类用海活动的密集化发展，海上公共卫生问题日益凸显，引致全球海洋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受阻。“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凭借其有力回应多元治理需求的治理属性与整合多层级规范体系的制度属性，逐渐成为科学重构海上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的关键。然而，受全球海洋治理赤字、非传统安全威胁扩散、海洋治理规则加速变革以及公共卫生治理规则执行力缺口等因素制约，“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海上公共卫生治理实践，仍面临国际合作失序、复合安全风险、遵行实效不足以及规则衔接障碍等现实挑战。为此，中国需紧扣治理与制度双核心，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本遵循，推动国际社会凝聚整体性治理共识、革新治理机制，并通过完善涉外法治、深度参与国际法治建设等路径，提升海上公共卫生治理效能。

新污染物治理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新兴重点任务。当前，相关政策已明确提出，要加快制订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条例。但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背景下，应将新污染物治理纳入法典，以构建融贯协调的法律体系。新污染物治理法典化需以科学知识为基础，坚持风险预防理念，通过整合现有制度形成完备的治理体系，并制订专门条例作为内容支撑。同时，需厘清条例与法典的关系，明确新污染物治理在法典中的体例定位，构建以公众健康为核心、风险预防为原则的制度框架，综合运用动态风险管控机制、全过程保障措施及多元规制手段，形成科学化、体系化的治理模式，为新污染物防控提供长效法治保障。

大历史观为审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轨迹及其历史贡献提供了宏大视角，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其发展状况并精准预判未来趋势：从时空向度审思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农村集体经济模式可见，其形成与发展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历史逻辑，是保障新中国独立自主发展的内生性策略；从发展向度审视市场经济时期的家庭承包经营模式，需在实践层面聚焦“统”“分”平衡的结构性难题，在价值层面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协同困境；从规律向度构思新发展阶段农村集体经济的调适路径，应在历史镜鉴中强化历史自觉、把握历史主动，构建“统”“分”结合、以“统”为主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期实现“第二个飞跃”。

“中产化”社会空间发展有助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和新型城镇化提质增优，城市更新作为重构社会空间的核心政策工具，正驱动着“中产化”进程向纵深发展。城市更新重塑城市的空间结构和社会形态，城市更新战略下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为“中产化”社会空间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也带来了社会空间的分化与隔离、社会结构固化、“中产化”进程扭曲等风险挑战。为此，宜遵循梯度转移的空间再构、产业集群导向的要素协同、空间建设的差异化路径这一“中产化”社会空间发展的整体思路，从“物质服务制度”三位一体的角度建构城市“中产化”社会空间的实践进路，夯实“中产化”社会空间发展的物质空间基础，优化“中产化”发展的社会服务环境，建立健全“中产化”社会空间质量提升的长效机制。通过“中产化”社会空间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助力共同富裕。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数字碳中和的重要赋能工具，对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减少产业碳排放、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2006—2023年省际面板数据和STIRPAT模型分析框架，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降碳实现区域碳减排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对降碳减排具有双重效应：既有其作为技术创新带来的各领域要素配置效率提升而产生的正面效应，也有人工智能发展应用中消耗大量电力造成环境污染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在产业实体场景中广泛应用，将有利于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形成降碳积极效应，并能有效抵消人工智能自带的环境成本的不利影响，最终呈现出人工智能赋能产业降碳效应的显著效果。空间效应分解结果反映出，人工智能对产业降碳的赋能效果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不但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实现降碳减排目标，还能有效将其提升的碳排放效率效应沿链传导至相关联的区域，为区域实现“双碳”目标创造条件。为此，借力人工智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在于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加快“数智”降碳应用场景落地，强化人工智能碳足迹监控优化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在产业降碳乃至实现区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的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