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既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模式，也变革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作为人脑功能外化的新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依赖于人而存在，但也表现出一定的自主学习和深度思考的能力，人的主体性问题再次引发学界关注。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语境中，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凌驾于人的逻辑之上的风险客观存在，表征为人的深度思考能力弱化、情感单调钝化、劳动异化等问题，从而可能引发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失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恢复人的逻辑对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引领地位，是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性挑战的基本逻辑，也是协同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依此建构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人的主体性风险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消除资本对社会关系的宰制；引领人机共生发展方向，消解技术对人的支配；明晰人机界限，贯彻人的逻辑。

主体和主体性是西方哲学的概念，属于价值关系的范畴。文化主体性是一种精神价值创造能力及其价值影响能力的体现，所以，文化主体性所呈现出的是共同性价值与独特性价值的统一，具有相应的主观能动性。中华文化主体性分为古今两部分，二者都属于价值关系的范畴，并且都具有延续性和独特的价值内涵。中华文化主体性决定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即共同性的价值观体系、一体性的内部固有共同体属性、内部天下的价值共同体、人民性的建设目标和方向。

尽管无论在党内法规文本中还是在学者们的论著中都有关于党内法规概念的相应界定，但这些界定都存在不够准确的问题。党内法规应当被作如下界定，即党内法规是党内有权机关制定或认可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规范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活动，具有特定名称、形式和内容要求，旨在确保党的纪律实施，并由党的组织强制力保障的具有法律性质的党内专门规章制度的总称。党内法规具有法律属性、政治属性以及道德属性，因此呈现出与这三种基本属性相对应的法律性特征、政治性特征以及道德性特征。新征程中依规治党的必然性决定了党内法规研究必须受到重视，党内法规学虽已被作为法学的一门二级学科，但依然具备发展为独立一级学科的可能性。

滤镜作为一种新兴数字媒介，在图像语言中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构造模式，它的出现宣告了媒介视觉语言在数字领域的演变，同时也成为数字社会的新形态基础设施。滤镜“程式化”现象的形成有其独特的符号生成机制，且对当代媒介审美文化产生影响。滤镜的机器属性使得其从诞生初期即具备“程式化”特性，进而影响当下图像语言与个人行为均出现“程式化”特点，滤镜已经从单纯的视觉工具变成一种决定性的媒介工具。在滤镜的合理使用上，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有关部门监管，促使网络平台秉持价值理性；另一方面要拓宽创作土壤、挖掘传统文化美学，赋予使用者更多的审美选择。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在巩固改革开放发展成果、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深刻变革。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5—202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出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下的劳动关系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抑制了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但数字经济并未引起劳动争议发生率的显著上升，即数字经济下劳动关系呈现碎片化与隐性化特征。需要从完善工会制度、扩大集体协商覆盖范围、加快劳动基准法建设、发挥公共就业服务作用、构建协同治理机制等方面入手，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保障劳动者权益。

实体经济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座，其韧性既是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迫切需求，也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所在。基于中国2011—2021年的城市数据，利用GMMSLSARRE模型对221个城市的狭义实体经济韧性（RES1）和广义实体经济韧性（RES2）进行测度，结果表明： RES1和RES2的整体水平较高，高韧性和较高韧性的城市占比超过60%，其中省会城市、常住人口100万及以上规模城市处于领先地位；RES1和RES2的空间集聚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其中RES1呈现较为离散的分布特征，而RES2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进一步考察RES2的空间特征可以发现，在长三角等经济关联密切的地区，已经形成了核心城市带动周围城市韧性提升的协同发展格局；而在京津冀、成渝城市群等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差距较为明显的地区，更多地表现出“虹吸效应”。对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后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人力资本、创新能力、金融发展水平以及交通运输能力能够显著强化实体经济韧性，且城市间实体经济韧性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

厘清城市老年人15分钟社区生活圈服务消费意愿及消费行为之间复杂的消费认知逻辑关系对促进老年社会经济参与至关重要。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析影响城市老年人15分钟社区生活圈服务消费意愿的主要因素，辨析消费行为特征及归因逻辑，基于认知交互理论视角，深层次探究城市老年人消费意愿与消费行为的非一致性现象及内在耦合关系，可以发现：城市老年人的自身特征与认知特征对其社区生活圈服务消费意愿存在多维显著影响；内部具身认知对其消费意愿具有关键性作用，部分负向社区服务认知严重掣肘其消费意愿；城市老年人的初始消费意愿与最终消费行为结果之间存在非一致性。因此，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开发老年人生产性资源、提升社区消费设施服务供给效能和加强社区生活圈服务质量监管对于优化社区生活圈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提升老年人社区生活幸福感、促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全民族共同抗战过程中，不管是在敌后战场，还是在国民党正面战场，抑或是在大后方，中华各民族都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团结一体，在共御日寇的对敌斗争中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了极大增强与升华，实现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正自觉，这主要体现为：中华民族先锋队意识唤醒了中华民族的革命意识，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救国自觉；中华民族大联合意识增强了国人的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觉；中华民族大团结意识锻造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自觉；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自觉。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离不开符号机制的支撑与推动。符号不仅是文化内涵的体现，更是促进民族认同、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手段。通过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文化符号之网，中华民族共同命运的精神本质得以展现。在符号累积的空间中，“身体共在”的感官体验刺激了空间人群的情绪，唤醒了共同情感；在符号的复合型结构中，“共向”元素的组合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象；在解释系统中，通过“真正的指号”的理性判断，生成了共有精神家园的意象。经由共享文化符号的传递、扩展与再创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族人民能够在符号的多层次意义中找到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理论意义、文化立场和情感价值。

服务贸易数字化是推动世界服务贸易的核心力量，但随之而来的数字壁垒却成为服务贸易跨越的显著障碍。基于RCEP成员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的分析结果表明：RCEP成员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双边数字服务贸易监管异质性的扩大会增加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贸易抑制作用。解读RCEP协定发现，条款的有效实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RCEP成员国数字服务贸易的高壁垒情况。但RCEP更加注重灵活性和高标准之间的权衡，与CPTPP等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不断降低国内服务贸易规则与RCEP之间的差异、继续加强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提出符合国情的“中国议案”和持续对标CPTPP将是化解贸易壁垒进而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重点所在。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已经树立起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从内容要素看，中华民族整体史观、中华民族历史连续观、中华民族发展动力观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辩证史观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看待中华民族历史、剖析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脉络的主要内容。从生成逻辑看，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不断推进、中国革命实践的不断发展以及党对中华民族历史认识的不断加深而逐步形成，并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抗日战争时期得以确立。

持续更新迭代的数字技术在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数字化的普及仍未覆盖到社会所有群体，导致数字差异的存在和数字弱势群体面临的问题尤为突出。为确保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弱势群体能够平等地通过教育获取和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提升数字素养、缩小社会的数字差异，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可以从教育数字包容中具有结构性、关系性和认知性的社会资本入手，建立教育数字包容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通过教育数字包容实现为数字弱势群体赋能，需促进教育数字资源的应用可及化、教育数字包容主体间协同多元化和数字意识宣传的全方位化。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定制化政策、资源共享机制、创新包容基金、AI赋能培训以及社区数字导师项目来全面实现。

在碳中和目标下可持续创业成为新创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新创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制约，使命效价对其克服制约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三元交互决定论构建的有调节的双中介理论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使命效价对可持续创业行为、创业拼凑和团队认知灵活性均具有促进作用；创业拼凑和团队认知灵活性在使命效价对新创企业可持续创业行为的影响中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技术使用在使命效价影响创业拼凑和团队认知灵活性中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新创企业在可持续创业过程中要积极运用使命效价，提升创业拼凑水平，增强团队认知灵活性，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

随着新时代“数字中国”的发展，数字属性逐渐被纳入人们的社会属性，诸如人脸、指纹、虹膜等生物特征已成为识别个人身份的重要信息。然而，当生物识别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公共安全等领域时，由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与国家利益保护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个人私权与国家公权二者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碰撞。如何处理好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成为引人深思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为保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在数字人权背景下合理使用，需要在厘清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法律属性的基础上，明确我国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并逐步构建相应的制度措施，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而实现科技创新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数字碳中和的重要赋能工具，对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减少产业碳排放、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2006—2023年省际面板数据和STIRPAT模型分析框架，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降碳实现区域碳减排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对降碳减排具有双重效应：既有其作为技术创新带来的各领域要素配置效率提升而产生的正面效应，也有人工智能发展应用中消耗大量电力造成环境污染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在产业实体场景中广泛应用，将有利于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形成降碳积极效应，并能有效抵消人工智能自带的环境成本的不利影响，最终呈现出人工智能赋能产业降碳效应的显著效果。空间效应分解结果反映出，人工智能对产业降碳的赋能效果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不但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实现降碳减排目标，还能有效将其提升的碳排放效率效应沿链传导至相关联的区域，为区域实现“双碳”目标创造条件。为此，借力人工智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在于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加快“数智”降碳应用场景落地，强化人工智能碳足迹监控优化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在产业降碳乃至实现区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大历史观为审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轨迹及其历史贡献提供了宏大视角，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其发展状况并精准预判未来趋势：从时空向度审思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农村集体经济模式可见，其形成与发展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历史逻辑，是保障新中国独立自主发展的内生性策略；从发展向度审视市场经济时期的家庭承包经营模式，需在实践层面聚焦“统”“分”平衡的结构性难题，在价值层面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协同困境；从规律向度构思新发展阶段农村集体经济的调适路径，应在历史镜鉴中强化历史自觉、把握历史主动，构建“统”“分”结合、以“统”为主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期实现“第二个飞跃”。

新污染物治理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新兴重点任务。当前，相关政策已明确提出，要加快制订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条例。但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背景下，应将新污染物治理纳入法典，以构建融贯协调的法律体系。新污染物治理法典化需以科学知识为基础，坚持风险预防理念，通过整合现有制度形成完备的治理体系，并制订专门条例作为内容支撑。同时，需厘清条例与法典的关系，明确新污染物治理在法典中的体例定位，构建以公众健康为核心、风险预防为原则的制度框架，综合运用动态风险管控机制、全过程保障措施及多元规制手段，形成科学化、体系化的治理模式，为新污染物防控提供长效法治保障。

随着人类用海活动的密集化发展，海上公共卫生问题日益凸显，引致全球海洋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受阻。“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凭借其有力回应多元治理需求的治理属性与整合多层级规范体系的制度属性，逐渐成为科学重构海上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的关键。然而，受全球海洋治理赤字、非传统安全威胁扩散、海洋治理规则加速变革以及公共卫生治理规则执行力缺口等因素制约，“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海上公共卫生治理实践，仍面临国际合作失序、复合安全风险、遵行实效不足以及规则衔接障碍等现实挑战。为此，中国需紧扣治理与制度双核心，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本遵循，推动国际社会凝聚整体性治理共识、革新治理机制，并通过完善涉外法治、深度参与国际法治建设等路径，提升海上公共卫生治理效能。

基于“本地邻地”分析的视角，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285个城市2013—2022年数字经济对城市包容性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本地城市包容性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邻地城市包容性发展也具有正向的空间外溢效应，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机制作用；数字经济对城市包容性发展的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时间维度上表现为数字经济在长短期内均促进了本地城市的包容性发展；空间维度上表现为东、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促进了本地和邻地城市的包容性发展，西部地区仅促进了对本地城市的包容性发展。

在气候变化语境下，“绿洗”泛滥的趋势已经引发针对企业主体气候问责的全体行动。围绕企业误导性宣传、虚假环境营销、不实信息披露等“绿洗”行径，以消费者、投资者、同业竞争者及政府等为代表的类型化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涌现。立足中国法治语境，可类推适用商业诋毁类司法判例的经验，强化“绿洗”类商业言论的法律属性界定。在证券投资领域，通过认定交易因果关系来推断“绿洗”投资信赖关系的成立，可降低“合理信赖”和“重大性”的证明难度；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确立专门规制“绿洗”的禁止性规范能够扩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空间；并且需要完善涉外司法建设，规避域外可能通过“长臂管辖原则”产生的恶意诉讼和管辖权争议。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面临要素缺口与沉睡资源并存的现实困境。基于“沉睡资源—识别整合—产业发展”的分析框架，山西省G村和D村两个村庄的案例揭示了依靠发展产业激活资源，进而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赋能的运行逻辑。结果表明，要素缺口是制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从内外两个维度，识别比较优势、优化要素配置和整合内外部资源是唤醒沉睡资源，从而突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瓶颈的关键之钥；村干部是识别比较优势，推进资源整合与优势转化的重要行动主体。因此，要在因地制宜选择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的基础上，内外协力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筑牢根基。

《能源宪章条约》（ECT）是涵盖能源投资、能源贸易等诸多议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条约，在可再生能源转型时期，ECT呈现片面追求投资保护的价值倾向、平衡条款的供给不足以及实体条款界定不清等问题，无法有效回应投资保护与气候治理之间的冲突，继而引发一系列涉气候变化投资争端。近年来，欧盟推动并提出ECT现代化方案，促成了实体条款的迭新与气候条款的完善。当前我国所签署国际投资协定中实体规则滞后、气候条款缺失，作为能源领域双向投资大国，我国存在能源对外投资与投资引入的双重涉诉风险。未来，中国应根据自身战略需求，参鉴ECT现代化方案，适时迭新投资实体规则，构建投资领域气候条款规则体系，以及实现投资规则与气候规则的衔接与协同。

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系20世纪30年代译介汇编中外名著的大型文学丛书，由著名作家、权威译者、知名学者供稿，打造了颇具特色的外国文学名著译介出版模式。其在译介推广时采用了“非文学”作品传播策略，将尼采的哲学篇什、比昂松的回忆录、华兹华斯的作品序言、兰姆的书信等“非文学”作品纳入出版范畴。这些“非文学”作品译介充实了《世界文库》的内涵，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译作的结构、主题和意图，深入了解作家的思想脉络和创作动机，以及把握所读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连接中国读者与文学经典的过程中，这些“非文学”作品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背景下，这种“文学”与“非文学”融合译介模式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产化”社会空间发展有助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和新型城镇化提质增优，城市更新作为重构社会空间的核心政策工具，正驱动着“中产化”进程向纵深发展。城市更新重塑城市的空间结构和社会形态，城市更新战略下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为“中产化”社会空间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也带来了社会空间的分化与隔离、社会结构固化、“中产化”进程扭曲等风险挑战。为此，宜遵循梯度转移的空间再构、产业集群导向的要素协同、空间建设的差异化路径这一“中产化”社会空间发展的整体思路，从“物质服务制度”三位一体的角度建构城市“中产化”社会空间的实践进路，夯实“中产化”社会空间发展的物质空间基础，优化“中产化”发展的社会服务环境，建立健全“中产化”社会空间质量提升的长效机制。通过“中产化”社会空间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助力共同富裕。

加强党的领导是“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历经组织社会及争取性领导、重构社会及支配性领导、赋权社会及规范性领导、引领社会及全面性领导的不同形态，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式“一元协同”型党社关系，体现了党对社会组织领导的历史逻辑。社会组织的正向功能及偏离风险决定了“一元协同”型党社关系的主要内容及党领导社会组织的职能，并内含着党对社会组织领导的理论逻辑。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已从量的增长进入质的提升阶段，领导组织体系的健全和疏通、领导渠道体系的完善和畅通、党建工作的推进和贯通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组织全面领导的实践面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分目标，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创新。通过对155个地方乡村治理创新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地方乡村治理创新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党建统领治理体系建设、资源下沉激活治理动能、移风易俗涵育文明乡风、依法施治重塑乡村秩序等方面。乡村治理创新是政策外部刺激、政绩内在激励、问题诉求倒逼、数字技术驱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乡村治理创新将呈现出四种发展趋势：党引领下合作共治程度进一步加深；民主协商实践进一步深化；“微治理”空间进一步拓展；数智化治理转型进一步加速。

厦门经济特区是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其设置具有鲜明的政策性，是府际政策协同的产物。中央的战略决策、悉心指导和政策支持是厦门经济特区设置和早期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坚强保障，福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积极响应、政策细化和再创新是厦门经济特区设置和发展的内驱力。中央和地方的良性互动和府际政策协同使厦门经济特区取得了丰硕的建设成果，开辟了其独特的发展道路，为改革开放初期调整央地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国家公园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之重器”，需要立法层面的顶层设计。在中央立法缺位的情形下，通过地方立法为国家公园提供立法保障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立法模式，同时可为中央立法积累经验。当前国家公园的地方立法存在形式主义困境，主要表现为立法模式的趋同化和立法内容的同质化。国家公园地方立法的形式主义根源于国家公园立法领域的央地事权认知不清，具体表现为央地立法价值的认知偏差、央地事权配置的规范模糊以及法制统一禁限的风险规避。因此，需要通过充分认识并发挥地方立法的价值、建立央地事权划分的动态调整机制以及强化正确的风险防范举措来消解国家公园地方立法的形式主义困境。

国际传播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媒介为支柱的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国际信息传播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旨在以“中国担当”的话语形象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美美与共”的话语理念赢得国际认可，以“中国方案”赢得国际舞台的话语自信。现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国际传播面临着学术研究成果的学理支撑不足、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思想文化观念的冲突、自身话语的传播力不强、经济利益因素的基础性制约等困境。对此，需要增强综合国力，夯实国际传播的话语基础；完善中国话语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拓展意见反馈路径，健全国际传播的评价体系。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应对百年变局中的全球性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三大全球倡议”着眼于解决世界发展难题、消除国际安全困境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发展领域、国际安全领域和人类文明领域的重要体现和生动实践，同时也为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支撑。新的征程上，中国将继续以身作则，不断汇聚起“三大全球倡议”世界共识，坚持以新理念促进新实践，在同各方对话交流的基础上搭建完善相关合作平台机制，制定落实“三大全球倡议”相关文件及其重点领域项目，以此更好地展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