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动画的“出海”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抓手，而出口到日本这个动画高端市场更可以产生辐射效应和示范作用。追溯中国动画出口日本的历史，梳理日本市场上的国产动画，可发现中国动画出口日本虽有成功个案，但仍存在创意欠佳、在地化不足、渠道狭窄、官方支持需进一步完备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策略，可助力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承载着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双重使命。“非遗”保护是历史文化脉络赓续、民族精神延续的文化实践。高校“非遗”教育作为传统文化赓续与高校育人功能在新时代语境下的深度耦合与价值重构，其核心要义是以教育为媒介助推“非遗”创造性转化与高校育人生态的系统优化。然而，当前高校“非遗”教育实践仍面临着文化传承浅表化、技术应用异化、教育主体缺位等多重结构性困境。因此，高校“非遗”教育需要在联结传统与现代的育人实践中，探索体系嵌入、场域重构与多元协同的创新路径，激发学生的文化自觉，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实现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彰显高等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使命担当。

提升基层治理的数字化与智能化水平，是加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人工智能技术的规模化赋能，为基层治理注入突破性动能。资源整合、智能生成等核心技术将基层治理主体从繁杂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推动基层治理重心向治理能力提质与治理精准化建构转型，同时对基层治理格局形成系统性重构。人工智能技术在治理场景解构与重构、治理目标精准达成、优质资源普惠化共享等领域的深度赋能，集中彰显工具性价值、目的性价值与范式性价值的“三位一体”统一。然而，直面“主体虚化”“资本逻辑”“技治主义”三重风险挑战，基层治理亟须构建与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耦合的创新性治理范式。为此，应构建“三维协同”治理框架破解治理困境：以“数字赋能”化解“主体虚化”风险，凝聚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合力；以“公共价值”消解“资本逻辑”风险，整合市场治理要素提升治理规范化与制度化水平；以“法理协同”规制“技治主义”风险，健全基层治理技术规则与伦理规制体系，最终探索智能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实现路径。

数字文化消费主义是文化消费主义与数字技术耦合的全新形态。借助数字技术加持，思想侵蚀的技术性蔓延、思潮自身的时代性流变、资本逻辑的跟进式扩张成为数字文化消费主义的独特生成逻辑。数字文化消费主义主要呈现出愚众化、娱众化、阈众化等现实症候，具体表征为：激发“资讯爆炸”与助推“价值闪送”，导致文化消费认知偏误；浇筑“信息茧房”与强化“虚假需求”，加剧文化消费价值减损；营设“符号消费”与固化“消费圈层”，造成文化消费行为极化。应对数字文化消费主义的思想冲击，需要聚合数字赋能，提升数字文化消费主义认知水平；聚力资本规制，遏抑数字文化消费主义生成动因；聚焦技术治理，筑牢数字文化消费主义防御阵地；聚势法治保障，完善数字文化消费主义防范体系。

粮食主产区肩负着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任，稳面积、提单产是粮食主产区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的重要要求。基于江西省2023年的调查数据，双季稻播种面积占比可以用来衡量农户“趋粮化”行为，探讨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户“趋粮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提高村级治理能力显著提高粮食播种面积占比，即村级组织加强农业政策引导，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有助于农户“趋粮化”生产。在更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结果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在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户“趋粮化”行为的影响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村级治理能力通过促进农户采纳社会化服务促进双季稻种植，增加粮食产量。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平原地区，非平原地区的村级治理能力可显著促进“趋粮化”生产；相比于高细碎化地区，村级治理能力对低细碎化地区的粮食生产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因此，为了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保障粮食安全，要多措并举提升村级治理能力，大力推进社会化服务，因地制宜引导和帮助农民发展粮食生产，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面临着民族认同转向国家认同的挑战。宪法认同是对宪法所确立的制度和表征的文化的认同，因其能够促进国家认同，可以成为克服这一挑战的方案。宪法认同在制度、文化层面与民族团结进步同构，因而可以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理论基础。立基于宪法认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我国《宪法》中有着制度表述和文化痕迹，这集中体现为《宪法》确立的民族制度，表征的民族文化。在宪法规范层面，这部法律的宪法基础由序言、总纲与“民族”相关的条款构成，国体条款是统合这些宪法规范的基础条款；序言第十一自然段、总纲第四条是主条款，其他条款发挥体系化解释的作用；民族自治地方条款是各民族融合的保障条款。在宪法文化层面，“一元”的文化规则能够解释中华民族为何多元一体；义务先行的理念阐释了执政党、国家、公民为何负有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义务；宪法建构与实施的工具主义倾向是理解宪法被用以保障公民权利的视角。

让扩内需、促消费成为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着力点，需要建立以分配制度改革为基础支撑、消费生态优化为客观载体、民生保障强化为风险屏障、社会结构重塑为动力源泉的“四位一体”的社会协同机制，进一步以系统性制度创新构建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构建三次分配协同联动的社会制度体系，有助于实现合理分配而创造消费能力；完善公平可持续的社会生态体系，有助于实现环境优化而释放消费需求；健全民生风险防控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夯实保障基本需求而改善消费预期；建立“橄榄型”社会的消费主体锻造体系，有助于确保主体壮大而扩容内需支撑。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协调分配体系、消费环境、民生保障与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践提供可行的制度框架与科学的发展范式。

人工智能在生产劳动中广泛应用引发了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技术恐慌，其不仅是心理效应，更是对社会关系变革的恐慌。从历史看，工场手工业时代劳动者因生产关系和认知局限产生无知性恐慌；机器大工业时代面临被机械或他人替代及身体受损的恐慌；数字工业时代则遭受算法偏见、数据隐私等新型风险带来的恐慌。当下，人工智能在当代劳动生产过程中使劳动者产生被替代、被隔绝、被剥夺成果的技术恐慌，其根源在于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合谋下的生产关系畸形。消解技术恐慌，需揭露技术本质，建立科学认同；复原社交情感，回归人际关系；促进个体能力成长，从智慧劳动中汲取劳动智慧。总而言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变革技术主义的生产关系，构建以人为本的生产关系。

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攀升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路径。中国40个茶叶区域品牌价值攀升的主体异质性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建设主体增加和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攀升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形关系，建设主体的边际效应出现了递减趋势。异质性分析中，行业协会与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攀升呈显著正相关，企业数量与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攀升呈现倒“U”形关系。建设主体与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攀升的倒“U”形关系只在乡村振兴水平较低的地区存在，且该影响在龙头企业较少的地区更加明显，而乡村振兴水平较高的地区两者几乎呈现出单调递增的线性关系。作用机制检验显示，消费潜力和农业产业结构在建设主体影响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攀升作用中发挥部分正向中介效应。调节效应检验显示，农机应用正向调节建设主体对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攀升的促进作用。为进一步提升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应做到政府支持引导、行业协会监管、企业规范自身三向发力。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本逻辑”为主导，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逻辑起点和根本价值旨归，从政治保证、经济基础、文化氛围、生态环境和外部环境等实践层面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多维坚实保障。同时，人的全面发展也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整个脉络之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人才资本和精神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高度统一，从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现代化理论成果，实现了对“以资为本”的西方现代化的超越，开创了一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仅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线任务，也是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实践遵循。基于此，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深刻把握人口规模巨大的显著特征，在保障粮食数量安全的基础之上，以更好满足人民对优质多元食物消费等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着力提高农业综合供给能力；要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消除绝对贫困、满足人民基本生活所需的基础上，以高水平粮食安全为支撑，迈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要将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在厚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物质基础的同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农耕文明与中华传统美德，以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深入实施“藏粮于技”战略，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明特点；要将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引领中国继续以胸怀天下的全球视野和时代担当，为解决全球饥饿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核心理论框架，剖析美国夏威夷大学魏莉莎教授构建的京剧“教学—研究—英译—演出”传播体系，能够突破个体性“文化翻译”的传统范式。研究发现，魏莉莎的“英语京剧”在海外成功落地的本质，并非文化内容的简单跨语境传递，而是核心行动元魏莉莎通过40多年持续性的“转译”工作，成功征召并动员了包括人类行动元（如中国京剧艺术家、美国大学生）与非人类行动元（如英语剧本、京剧行头、四功五法、大学机构等在内的多元异质要素），最终构建起一个持续稳定、高效协同的创新传播网络。通过深入探讨该网络的构建、转译与稳定化机制，可以揭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一条基于“网络生态构建”而非“内容文本输出”的创新路径，为理解跨文化传播的复杂实践提供全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对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文化传播领域的应用进行反思与拓展，助力新时代有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转变。

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深度融合，既是数字时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创新实践。立足技术赋能与教育规律的辩证关系，系统解构二者的融合逻辑，可为思政课教学提供精准化的内容与方法支持。为应对学段衔接的内容适配性不足、教学主体协同机制缺位、跨学段机制与数据安全障碍及评价体系碎片化单一化等深层挑战，应构建全域联动的教育数据治理体系，推进师生智能素养的阶梯化培育，加强学段贯通育人与数字韧性，完善全链条教育质量监测模型等推进学段衔接。

随着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挑战，提升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成为未来必须攻克的难题。研究得出三大智能方案赋能中国电影，通过设计“智能情动”模型来感知“情动”的全球能量场域，以最具跨文化效果的“类型元素”驱动世界观众共情共鸣。同时，智能共同体的构建依托AI技术，突破“个性化算法”的桎梏，消解“文化茧房”的壁垒，构建全球文化共同体与记忆共同体。此外，中国电影需积极整合AI技术优势与本土文化资源，有效提升中国电影的想象力，在全球想象力竞争中寻求突破，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故事”品牌。这些合理前瞻，能够为中国电影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跨文化传播提供有效参考，推动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智能化发展。

《生态环境法典》的体系性、协同性与价值导向进一步推动传统部门法律的生态化转型。为填补环境责任在“企业生命终结”环节的制度盲区并实现与所属法律体系的价值贯通，企业破产法的生态化势在必行。破产法生态化并不意味着对破产法原有法律逻辑和规则的否定，其核心在于对生态利益的局部引入和接纳。应当遵循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平衡、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转化的法律思维，构建企业破产法生态化制度。根据破产法的利益平衡机制，明确生态环境债权的清偿顺位是破产法生态化的基础。加强破产企业的生态环境审查、落实破产管理人的环境保护义务、建立绿色破产府院联动协作机制是破产法生态化的保障制度。明确碳排放配额的财产属性，形成破产企业的碳排放配额处置常态化机制是“双碳”目标下破产法生态化的制度发展新趋势。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共同富裕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结合农村发展现状从多个维度进行考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经济赋能增收”“分配调适共享”和“治理优化共治”三重逻辑关系，存在“基础—调节—强化”的层级嵌套。对江苏省“共同富裕百村实践”案例的要素提取和类型分析发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形式多样，主要通过资产增值驱动路径、社会公平导向路径、系统协同发展路径三类路径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注入了新动能。从技术赋能角度看，人工智能驱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遵循了数据驱动、算法主导、智能融合的三重逻辑。然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入也引发了教育主体主导地位消解、教育内容引导功能弱化、教育过程情感链接熔断、思政教育价值共识湮灭的育人困境。为此，应从主流价值引领算法模型建构、研制数据内源的智能语言模型、提升教育主客体的信息化素养、建立人机协同的智能教育体系等角度着手，破解人工智能融入教育的风险困境，不断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实效。

文化基因解码和理论建构是“第二个结合”生发的内在逻辑，内在于“第二个结合”生发的各个环节，包括动力、实现和反馈等。从动力机制看，“第二个结合”是在理论、实践和历史合力作用下生成的，是理论契合的牵引力、实践突破的内驱力和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作用的必然结果。从实现机制看，“第二个结合”通过解码文化基因生成新理论新文化，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理论建构，进而创造出新文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发展。从反馈机制看，经由“第二个结合”生成的新理论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形成的新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效果、带来的新变化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是评价和调整理论创新的主要考量。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生发机制，对灵活运用生发机制进行党的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严重罪错案件频发，引发社会对“低龄免责”现象的广泛关注。为落实“宽容但不纵容”的刑事政策，在刑罚难以介入时，应充分发挥非刑罚处置措施的教育、感化与矫治功能。当前立法尚存在待完善之处：依附于成人刑法体系，缺乏少年司法特殊性；补充性定位制约其优先适用；措施种类单一、刚柔失衡，难以适应差异化矫治需求；实体与程序衔接不足等。建议推动制订《少年司法法》，扩大适用范围，确立“非刑罚处置优先”原则，优化措施体系，完善程序保障，构建科学有效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治理体系。

在全球数智化转型的过程中，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立场、法律规范、监管标准等维度存在差异，“重写世界”但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全球性社交媒体，正面临国籍国与东道国的双重影响。TikTok在美国的治理所呈现出的“东道国—TikTok—国籍国”之间的复杂博弈，是非常典型的。东道国美国运用行政权力、立法权力、司法权力和社会舆论工具对TikTok实施限制与打压。为有效采取反制措施，TikTok不得不行使东道国的法律诉讼权利和政治游说权利，并采用本土化运营途径及社会公益工具。在TikTok应对的过程中，来自国籍国的法律支持、外交保护及行政指导成为有效支撑。当前，全球性社交媒体面临的治理困境主要由全球数字治理机制失衡、全球政治经济竞争的复杂性和国籍国海外利益保护体系不完善所致。人类正在步入数智时代，限制与打压必然不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字文明的进步。基于全球性社交媒体的双重属性，唯有坚持共建共享原则，快速推进合作治理并形成合作共赢的格局，国籍国和东道国方能有效突破这一治理困境。

制造业产业工人在我国实体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的关键阶段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制造业产业工人的职业认同水平较低，易造成工作倦怠、离职倾向明显等问题，进而制约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的实施。影响产业工人职业认同的因素是多层面的，个人、组织、社会三个层面对产业工人职业认同的组态影响结果表明：产业工人高职业认同由五条等效路径构成，非高职业认同由两条等效路径构成。其中，个人层面的核心自我评价、组织层面的组织支持和社会层面的社会支持作为核心条件，在路径中发挥重要作用；个人层面的职业韧性为边缘条件，在组态中起辅助性作用。

马克思语境中的共同体主要指以社会关系特别是物质生产关系为基础构成的人与人基于“共同性”联合而成的统一有机整体。依据人的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社会形态的发展逻辑以及生产方式的不同、共同体范围的大小和权力的高低、个体之间联合方式的不同，共同体被划分为多种类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逻辑呈现出现实与理想、实然与应然、实践与理论的历史融合，历史逻辑彰显出共同体现实发展的主体构建与遵循共同体发展趋势和规律的辩证统一，空间逻辑表现出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交融贯通。三者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目标，形成“本质规定—历史演进—空间承载”的有机互动关系。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指引。

特定时期西方文学作品中气候现象的意义与当时的思想文化观念具有对应关系，气候现象意义的嬗变表征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变化。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以隐喻的方式理解气候现象，在气候变化与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间建立因果关联；启蒙运动时期，受机械论科学观和神学观念影响，气候被理解为与人类无关的客观自然现象；20世纪以来，在生态思想影响下，全球变暖被理解为人类环境破坏与污染行为的产物。气候小说通过多重尺度叙事把握变幻莫测的全球变暖，将其与个体现实生活和生命体验相关联，力图促进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转变。气候现象意义变化过程是理解人与自然共生历史的一条脉络，从环境史角度观照气候现象意义的变化为理解文学与历史的互证关系提供了新的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是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有机整体，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统一体，且成长于中国这一文明型国家，能够成为一种具体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已有事物的重复出现，它顺应社会生产方式的前进趋势、人的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走势，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代表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是一种具有根本创新性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足以影响人类文明进步的世界历史性意义，是一种以人类为指向的文明新形态。

期刊载文量与影响因子的关系是学术评价研究中的关键议题。基于2010—2024年间30本期刊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线性回归、固定效应模型与误差修正模型，可对载文量作用于影响因子的机制进行系统考察，并揭示其在学科类别与期刊层次上的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首先，载文量与影响因子的关系存在显著学科与层次差异。具体而言，社会科学类高层次期刊已形成稳定的长期驱动结构与短期调节机制，而教育类高层次期刊的相应机制尚不明确。其次，与整体模型相比，分层模型能够更准确地揭示影响因子的内在生成逻辑，这验证了“分层视角”在评价研究中的有效性与必要性。基于上述发现，单纯通过削减载文量来提升影响因子的做法被证明缺乏普适性，在学术评价与期刊发展策略制定中，亟须充分考虑期刊类型差异，实施分类指导与精准施策。

绿色金融作为推动全球经济低碳转型的核心力量，能够弥合传统高碳生产与绿色发展之间的转化鸿沟。为探索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问题，以长三角41座城市2011—2023年的数据为基础，结合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凝聚子群分析以及空间计量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绿色金融资源配置的空间自发能力和外部协同效应进行的分析表明：长三角城市绿色金融资源配置空间自发能力在时间上呈现“先降后升”的发展趋势；各区域空间自发能力存在差异，江苏和浙江表现优于安徽。首位度结果表明，安徽省核心城市的绿色金融资源集聚能力较强但协同效应不足；各区域间协同效应存在非对称性，上海市对安徽省的协同效应较弱，安徽省与江苏省协同效应呈双向紧密型。基于上述结论，可从完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优化区域内资源配置、增强区域间协同发展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推动长三角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

“古今中西之争”作为贯穿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百年文化论争，其最终破解关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根本。基于历史、理论、实践的三维考察，中国共产党作为文化繁荣发展的责任主体，以“第二个结合”为遵循超越“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通过“传统”和“现代”的内在衔接筑牢文明连通性，在“本来”与“外来”的“化学反应”中实现“和生新体”，以新的“思想解放”为动力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在机理昭示我们，彻底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需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以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引领，自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实践场域中筑牢文化主体性，推进中华文化“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同频共振。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农村社会稳定、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可以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实证检验政府支持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研究表明，政府支持水平的提高能显著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显示，丘陵地区相较于平原和山区，政府支持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明显；而村庄平均收入水平越高，政府支持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村庄组织化程度在政府支持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鉴于此，应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为集体经济发展减负，立足当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文化特色，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积极引导村庄组织化发展，提高其与政府支持间的协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