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准确把握“两个大局”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它完善了中华民族概念、超越了西方民族国家话语、发展了传统共同体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一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摆脱了西方民族理论对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事务治理的束缚，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彰显着中国共产党勇于创新的巨大勇气，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处理民族事务的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1254条“高空抛物规则”吸收了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简称《侵权责任法》）第87条“补偿责任”规则的同时，又以增加建筑物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与公安等机关介入条款，对原有的高空抛物规则作出了实质性变更，实际上放弃了先前《侵权责任法》在高空抛物问题上的强调救济功能的立场，转而追求社会总体利益的更大化以及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的平衡实现。基于此，高空抛物规则的适用要点也需要根据其价值意蕴的改变而获重塑：明确补充责任在先、补偿责任在后的责任担当次序，同时拓展“补偿责任”规则细化的空间，并明确公安机关为解决民事纠纷介入调查与实施治安处罚、追究刑事责任的区分。

苦乐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个体对自我生存意义的探寻，而当前部分大学生的“摆烂”现象反映了其苦乐观的消极倾向。通过对当代大学生的“摆烂”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部分大学生在苦乐观方面存在以下表征：片面理解苦乐内涵与关系的怀疑倾向，苦乐态度不端与情感消极为表征的颓废悲观倾向，苦乐信念缺乏与意志薄弱的精神虚无倾向以及苦乐动机功利与行为脱节的精致利己主义倾向。借助积极心理学相关理论探讨大学生苦乐观教育，有助于消解大学生“摆烂”症候，帮助大学生辩证对待人生苦乐矛盾,树立积极向上的苦乐观。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城乡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从“城乡混沌一体”到“城乡二元对立”，再到“城乡融合”的逻辑嬗变过程。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要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坚持个体发展和共同发展相结合，坚持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城乡可承受度和发展实效的统一等科学方法。在此基础上，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应结合实际探求健全城乡居民利益表达机制，提升城乡服务供给机制，构建公平的城乡利益补偿机制，强化城乡利益整合机制，完善城乡主体利益协调机制，以切实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智能化变革新趋势，抓住人工智能创新重大历史机遇，积极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国家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目标明确、导向清晰、内涵丰富、体系完备，是我国在新时代探索科技创新规律，开创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之一。我国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旨在通过人工智能场景创新，引领美好生活新图景的形成，对于新时代我国完善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数字金融是近年来的金融新业态，其发展对实现碳中和、碳达峰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均会对碳排放产生不同影响；数字金融发展显著降低碳排放，同时会引发碳排放回弹效应，而异质性分析表明，第三产业的碳排放回弹效应并不明显。进一步使用调节效应模型探究回弹效应的影响机制，发现经济规模的增长会部分抵消数字金融的减碳效果，而绿色技术进步和环保政策实施会加强数字金融的减碳效果，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则存在异质性。因此，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协调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加强绿色技术研发投入，统筹制订科学合理的环境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主张以史为鉴、顺应历史，倡导和平发展，推动全人类的共同进步。面对20世纪末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观点准确把握现实的历史规律和历史大势，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展开了强有力的驳斥，消解了这种抽象的历史观。应当说，“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观点体现了在唯物史观指引下扬弃与超越资本文明，坚定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要求。历史并非如“历史终结论”所言已经“终结”，而是处在进步发展的过程中。为此，我们要紧跟历史前进的潮流，走以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质生产力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也为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新质生产力话语的国际传播应以概念的准确译介与理念的清晰阐释为原则要义，以科技创新、绿色生态、以人为本为基本内容，坚持以中文为传播载体，构建以中文国际传播为基础的发展平台。以“汉语桥”视频中新质生产力话语的呈现为例，研究发现运用新质科技创新媒介，建构新质传播情境；搭建新质共情传播矩阵，拓展多元叙事主体；以中文为新质传播载体，关注语言文化教学等方式能够推动新质生产力话语的国际传播。

数字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有何作为是亟待探讨的热点问题。“两山”理论对于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提供了指引。基于“两山”理论的数字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机理和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绿色经济效率呈现从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特征；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内生性分析后依然成立，且这种提升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金融对东部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显著大于中部和西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金融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中介渠道；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数字金融的作用效果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经济效率。

在创新驱动的背景下，CEO职业视野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的灵活性，从而使得企业之间具有差异化的创新战略。利用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基于实物期权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实证检验了CEO职业视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CEO职业视野越长远，企业创新水平越高，尤其表现为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的显著增加；当企业面临严峻内部经营困境（历史期望落差大）和高外部动态环境压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时，会强化具有长远职业视野的CEO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处于成长期企业和非国企的样本中上述关系更为明显。

基于TVPVAR频域溢出模型的风险溢出结果表明：绿色债券与其他金融市场之间的总溢出主要由短期溢出驱动；在不同的时间尺度，绿色债券和传统债券市场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溢出效应，绿色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能源市场、新能源市场、外汇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均不显著;在重大事件冲击下，绿色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能源市场、新能源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显著增加。

领导风格与员工建言行为关系的元分析结果表明：领导风格是影响员工建言行为的关键变量，不同变量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包容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和服务型领导对集体主义倾向的员工的建言行为影响力更高；包容型领导、服务型领导和威权型领导的测量方式对员工建言行为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建言行为测量工具仅在伦理型领导与员工建言行为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谦逊型领导、真实型领导在自评情境下对员工建言行为的提升贡献力更大，领导—成员交换在自评情境下的影响效应也更为显著；包容型领导、谦逊型领导、真实型领导在多时点下对员工建言行为的调节效应显著低于单时点，领导—成员交换在单时点下对员工建言行为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

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经历了从分散立法到统一立法的历史变迁，恢复性司法理念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得到深入贯彻。环境刑事立法模式存在单一法典论与分散立法论之争，症结在于法典化与解法典化的二律背反，应以功能主义的进路应对。基于外部功效和内部功能的考量，环境刑事立法应在总体上延续统一刑法典模式，但不宜在刑法典中规定生态修复责任。为了适应环境刑事司法的发展，考虑到生态修复责任是环境法所特有的责任形式，应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的刑事责任转致条款中规定生态修复责任，在刑事责任体系中的性质应界定为非刑罚处罚措施。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民调解经历了从衰落到复兴的变化，尤其是在2002年之后，人民调解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并在2010年之后稳定在高位状态。而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同一时期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的持续减少以及调解员解纷比率的不断上升。这种现象的形成与近年来人民调解的“精细化”发展密切相关。人民调解的精细化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的精密化、纠纷处置的网格化、解纷技艺的专业化和调解过程的精致化等方面。矛盾纠纷复杂化与人民解纷需求转变、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等是造成人民调解精细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人民调解的精细化发展顺应了治理重心下移的要求，促进了调解效能的提升，为人民调解的转型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向，而受到制度内在属性、调解活动的价值理性以及资源投入边际效应等的限制，人民调解的精细化也存在着值得注意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