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概念体系是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这一概念体系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共同体思想为理论支撑，立足中国属性与中国立场核心维度，以自主性、建构性、主体性为核心特征，呈现出特色性、发展性与文明性的自主特质。中国属性是概念体系的本土根基，体现为历史、国家、民族与本质四个层面的深层积淀；中国立场是概念体系的价值锚点，包含政治、人民、文明与价值四重维度，其与党的立场、民族工作立场既紧密相关又各有侧重，通过具体概念的内涵设定与逻辑关联实现体系化表达。就知识生产角度而言，自主概念体系需以精神自立、方法自觉、目标自为为核心，通过属性浸润、双向建构、自信培育的三重构建，推动中国属性与中国立场的深度融合，既实现概念体系的内生性建构，又完成对外话语的创新性表达，从而筑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根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内蕴人民至上、守正创新、赓续转化、胸怀天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质，实现了对资本中心逻辑、“轴心－边缘”霸权秩序、文明冲突与对抗幻象、国强必霸舆论谎言等西方现代化文明话语的意识形态超越。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持续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识形态价值，必须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障，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为方向遵循，以发扬伟大斗争精神为精神支撑，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指引，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追求。

进入数智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耦合机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精神内涵与价值支撑，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则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文明目标。基于唯物史观，系统阐释二者耦合机制的历史生成、运行逻辑与现实推进路径，能够揭示数智技术条件下精神共富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协同发展的内在规律。这套耦合机制依赖于“技术—制度—价值”三重逻辑的协同统一。技术逻辑重塑精神生产、消费与传播方式；制度逻辑调适精神生产关系，抑制资本垄断；价值逻辑引领文明演进方向，奠定伦理基础。系统性和动态演进性是耦合机制的重要特征。当耦合进程面临生产力层面的技术普惠瓶颈、生产关系层面的资本逻辑扩张以及上层建筑领域的制度供给滞后等结构性障碍时，应立足价值引领、制度创新、提升主体能力与开放合作等形成系统化纵深推进路径，持续优化和完善耦合机制。

“符号-情感”双轮驱动分析框架突破单一治理工具分析局限，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整合性框架与可复制实践样本，也为破解“运动式治理”困境提供新思路。浙江省常山县达塘村“早上好”党建品牌揭示了党建品牌化从问候仪式转化为可持续乡村治理范式的深层机理，解决了实践中党建品牌常陷入的“形式化”与“悬浮化”困境。研究发现，成功的党建品牌化是“符号资本”与“情感能量”互构协同的系统工程，达塘村通过“符号编码—仪式赋能—资本转化—范式生成”四阶联动，实现从制度嵌入到价值内化的治理范式跃迁。该过程中，符号编码将抽象政治话语转化为可感治理符号，仪式赋能通过高频互动注入集体情感能量，资本转化推动符号资本向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多维增值，最终实现治理主体、效能、价值与制度的四维重构。

坚持以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赋能新时代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法治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从赋能的逻辑内容来看，其理论逻辑是充分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现实逻辑是充分回应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从赋能的功能定位来看，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在赋能新时代乡村治理中具有规范保障、价值指引、环境塑造等功能，对乡村治理方向的明确、资源的统筹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要高质量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对新时代乡村治理赋能，必须加强赋能的顶层制度设计，坚持群众在法治现代化赋能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完善法治各个环节以增强新时代乡村治理效能，从而为乡村全面振兴构筑现代化的法治根基。

人机共情是在人机交互的过程中，人类与部分智能机器建立的以情感为基础的联结。其技术实现逻辑以拟人化为起点，以“情感—反应”为过程，以满足人类情感需要为指向。产生于数智时代的人机共情是耦合着机遇与挑战的矛盾体，伴随着一系列伦理风险，对人类情感的本真性、自主性及隐私性产生冲击。作为确保数智时代人机关系“良善化”，致力于实现“数字幸福”的伦理方案，相较于传统伦理学，数字伦理在化解人机共情的伦理风险时有着视角开拓、对象契合、内容前瞻等优势。基于数字伦理的视角，应从技术设计、主体应用和制度规范三方面着手，明确情感向善与情感求真的技术设计取向，保证主体情感沉浸与情感自觉的耦合共生，以及推进责任落实和法制健全的共同作用，从而实现人机共情的合伦理性发展。

企业借助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技术能力，对于促进绿色双元创新、构建绿色竞争优势、提升创新绩效具有重要意义，但数字化转型驱动出口制造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仍待探究。为探讨出口制造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双元创新绩效间的作用机制，剖析绿色技术能力的中介效应以及高管绿色创新支持的权变作用，基于双元创新理论与高阶梯队理论的实证检验，在对312份长三角地区出口制造企业的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出口制造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绩效；绿色技术能力在两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高管绿色创新支持正向调节这一中介效应，凸显了高管支持的关键作用。研究深化了双元创新理论在数字化转型情境下的应用，为出口制造企业通过数字化战略和绿色技术能力积累提升绿色双元创新绩效提供了参考。

关系资本对企业国际绩效具有重要意义，而现有研究对其具体影响机制的探讨相对不足。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知识基础理论，以A股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关系资本影响企业国际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关系资本显著提升企业国际绩效，创新能力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国际化经验显著正向调节创新能力与企业国际绩效的关系。跨国企业应强化海外社会关系网络建设，构建“关系资本—创新—绩效”动态循环，根据国际化经验优化经营战略，提高可持续性和国际化竞争力。

全球贸易史是危机与治理的互动史，当贸易活动陷入危机时，许可证制度往往成为国家介入市场的核心工具。考察16世纪明代应对倭患与贸易失序的信票制度、20世纪冷战时期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技术禁运许可证、当代美国芯片出口管制三大典型案例可知，跨越五百年的贸易许可证蕴含着“危机应对—权力投射—效能博弈”的内在核心逻辑。明代信票开创“凭证交易+限期回销”范式，COCOM将许可证转化为意识形态对抗工具，数字时代许可证则以技术手段嵌入全球产业链。通过比较三者，不仅能展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历史演进，也能剖析主权威信与市场自主、技术控制与反制创新等深层矛盾，为当前全球贸易摩擦中的制度选择提供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