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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研究
  • 政治学研究
    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历史形态、理论逻辑和实践面向#br#
    蒋俊明, 周雅雯
    2025, 27(2): 1-14. https://doi.org/10.13317/j.cnki.jdskxb.20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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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党的领导是“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历经组织社会及争取性领导、重构社会及支配性领导、赋权社会及规范性领导、引领社会及全面性领导的不同形态，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式“一元协同”型党社关系，体现了党对社会组织领导的历史逻辑。社会组织的正向功能及偏离风险决定了“一元协同”型党社关系的主要内容及党领导社会组织的职能，并内含着党对社会组织领导的理论逻辑。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已从量的增长进入质的提升阶段，领导组织体系的健全和疏通、领导渠道体系的完善和畅通、党建工作的推进和贯通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组织全面领导的实践面向。
  • 政治学研究
    历史主动精神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探赜#br#
    高希, 季卫兵, 何蔚超
    2025, 27(2): 15-25. https://doi.org/10.13317/j.cnki.jdskxb.20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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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多年来奋斗历程中淬炼的政治品质，与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与发展紧密关联。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蕴含着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逻辑，而历史主动精神则始终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忧患意识的价值意蕴。面对新征程中更加复杂的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坚定历史自信、强化历史担当、勇于历史创造、提升历史自觉，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 能源转型与绿色低碳发展
  • 能源转型与绿色低碳发展
    数字碳中和：人工智能推动产业降碳的双重效应探析#br#
    刘深, 曹玉娟
    2025, 27(2): 26-39. https://doi.org/10.13317/j.cnki.jdskxb.20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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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数字碳中和的重要赋能工具，对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减少产业碳排放、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2006—2023年省际面板数据和STIRPAT模型分析框架，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降碳实现区域碳减排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对降碳减排具有双重效应：既有其作为技术创新带来的各领域要素配置效率提升而产生的正面效应，也有人工智能发展应用中消耗大量电力造成环境污染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在产业实体场景中广泛应用，将有利于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形成降碳积极效应，并能有效抵消人工智能自带的环境成本的不利影响，最终呈现出人工智能赋能产业降碳效应的显著效果。空间效应分解结果反映出，人工智能对产业降碳的赋能效果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不但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实现降碳减排目标，还能有效将其提升的碳排放效率效应沿链传导至相关联的区域，为区域实现“双碳”目标创造条件。为此，借力人工智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在于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加快“数智”降碳应用场景落地，强化人工智能碳足迹监控优化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在产业降碳乃至实现区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 能源转型与绿色低碳发展
    电力技术进步对区域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
    光峰涛, 邓雅婷, 罗伊敏
    2025, 27(2): 40-51. https://doi.org/10.13317/j.cnki.jdskxb.20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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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碳”目标下，研究电力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有助于电力技术创新与发展政策的制订，为优化区域减排政策设计提供科学依据。电力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绩效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结果表明：电力技术进步与碳排放绩效均呈空间集聚特征；电力技术进步能够提升本地碳排放绩效，同时还能促进邻近地区的碳排放绩效；电力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绩效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促进效应最大；电力技术进步能够通过赶超效应和创新效应来助力碳排放绩效的提高，而领先效应发挥了负向作用。

    • 社会学研究
  • 社会学研究
    公益创业促进第三次分配发展的作用机制和实践路径#br#
    陈乃车, 张娜, 姜旭英
    2025, 27(2): 52-61. https://doi.org/10.13317/j.cnki.jdskxb.20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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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分配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第三次分配的内涵与特征决定了其在具体实践中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丰富载体的支持。公益创业的内涵、特征和功能与第三次分配具有高度契合性，预示着其有成为第三次分配多元主体之一的潜力和可能。公益创业促进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机制需要实现主体、机制、对象、环境等要素的充分协调，具体包括培育公益慈善主体，拓展第三次分配的体量和范围；推动模式升级，优化第三次分配的机制；赋能弱势群体，助推社会经济的发展；营造公益慈善氛围，助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等方面。为此，要从制度、运行机制、文化及教育等方面大力发展公益创业，进一步促进第三次分配的实现。

  • 社会学研究
    滤镜下的数字自我：基于社交媒体滤镜的程式化现象考察#br#
    李冉, 孙为
    2025, 27(2): 62-71. https://doi.org/10.13317/j.cnki.jdskxb.20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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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滤镜作为一种新兴数字媒介，在图像语言中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构造模式，它的出现宣告了媒介视觉语言在数字领域的演变，同时也成为数字社会的新形态基础设施。滤镜“程式化”现象的形成有其独特的符号生成机制，且对当代媒介审美文化产生影响。滤镜的机器属性使得其从诞生初期即具备“程式化”特性，进而影响当下图像语言与个人行为均出现“程式化”特点，滤镜已经从单纯的视觉工具变成一种决定性的媒介工具。在滤镜的合理使用上，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有关部门监管，促使网络平台秉持价值理性；另一方面要拓宽创作土壤、挖掘传统文化美学，赋予使用者更多的审美选择。

    • 法学研究
  • 法学研究
    国家公园地方立法的形式主义困境及其克服
    王社坤, 赵亚朦
    2025, 27(2): 72-82. https://doi.org/10.13317/j.cnki.jdskxb.20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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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公园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之重器”，需要立法层面的顶层设计。在中央立法缺位的情形下，通过地方立法为国家公园提供立法保障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立法模式，同时可为中央立法积累经验。当前国家公园的地方立法存在形式主义困境，主要表现为立法模式的趋同化和立法内容的同质化。国家公园地方立法的形式主义根源于国家公园立法领域的央地事权认知不清，具体表现为央地立法价值的认知偏差、央地事权配置的规范模糊以及法制统一禁限的风险规避。因此，需要通过充分认识并发挥地方立法的价值、建立央地事权划分的动态调整机制以及强化正确的风险防范举措来消解国家公园地方立法的形式主义困境。

  • 法学研究
    数字人权视阈下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合理使用制度构造
    娄秉文
    2025, 27(2): 83-93. https://doi.org/10.13317/j.cnki.jdskxb.20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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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时代“数字中国”的发展，数字属性逐渐被纳入人们的社会属性，诸如人脸、指纹、虹膜等生物特征已成为识别个人身份的重要信息。然而，当生物识别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公共安全等领域时，由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与国家利益保护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个人私权与国家公权二者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碰撞。如何处理好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成为引人深思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为保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在数字人权背景下合理使用，需要在厘清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法律属性的基础上，明确我国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并逐步构建相应的制度措施，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而实现科技创新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

  • 法学研究
    论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完整陈述机制
    何煊
    2025, 27(2): 94-104. https://doi.org/10.13317/j.cnki.jdskxb.20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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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司法实践中，当事人陈述的运用具有无意识、无区分及无序化特征，削弱了当事人陈述制度的应有功能。当事人完整陈述机制作为民事证据制度的衍生构建，旨在促进诉讼当事人开展基于法律秩序的实践性商谈，减少法官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认识偏见，同时还能降低司法成本、遏制虚假陈述。该机制通过“法官主持主导”与“当事人参与配合”协作机制弥合规范与实践的罅隙，具体构建方式包括：完整陈述时机把握、完整陈述主体认定、完整陈述事项确定与完整陈述方式选择四个维度。
    • 教育学研究
  • 教育学研究
    师德问责：必然逻辑、困境解构与突围路径
    安相丞, 刘志
    2025, 27(2): 105-115. https://doi.org/10.13317/j.cnki.jdskxb.20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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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师德师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进程的深入，师德问责作为考察教师师德责任履行水平的管理手段逐渐得到广泛应用。师德问责是责、权、利统一的教师身份保障之必需，身、心、智兼育的教育价值实现之急需，情、理、法并济的教育治理原则之应当。当前，师德问责在效用、标准及手段方面存在困境。对此，树立理性科学的问责观念、推进师德问责制度化发展、构建容错纠错的衔接机制，乃是提升师德问责效能的突围路径。
    • 中国当代史研究
  • 中国当代史研究
    南京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事业的接管与重塑#br#
    付启元, 卢立菊
    2025, 27(2): 116-124. https://doi.org/10.13317/j.cnki.jdskxb.20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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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如何对待和处理城市解放后原有的新闻机构及其编辑记者，成为新政权面临的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南京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新闻机构和人员进行了全面的接管与改造，取缔了不符合要求的旧新闻机构，建立了新的党报党刊和新闻管理制度，初步形成了集中统一的新闻宣传体系，确立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为城市接管之后的社会改造和城市变迁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南京新闻机构的接管改造既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政权引领城市新闻事业发展方向，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