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分封制与秦汉的郡县制，在当时看似反差强烈甚至对立，其实反映了对历史中国的大一统的政治构想；先后出现的儒家和法家，都着眼于当时条件下可能实践的选贤任能；放在历史长河中看，我们可以察觉这里的“前赴后继”。为更有效地理解中国问题、开发中国的学术理论资源，在政治、经济、社会、法律之类的专题上，当代中国学者，至少有时可以打破儒、墨、道、法这些历史中国的传统学派壁垒，不去追求继承某某学派的主张，而去努力重构和理解古人当时共同面对的家、国、天下的治理问题，看到那些深嵌于时空语境中的独特政治法律实践，从而阐明其中的道理。

作为典型的乡村自治规范，村规民约在维系乡村社会秩序、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驱动乡村治理有效的内在逻辑未得到系统的理论分析。基于制度要素理论，对江西省W村村规民约驱动乡村治理有效的田野观察表明，村规民约的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与文化—认知要素和合共生、相互强化，激活了各类主体参与乡村治理；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文化—认知要素通过嵌入在地化的措施分别发挥了强制指导机制、约束引导机制、内化教导机制的功能；三大机制协同共进，促成了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合力，实现了村规民约驱动治理有效的制度效用。构建“和合共生”的乡村治理路径要更有效地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完善村规民约的制度要素与实施机制，充分调动党支部与村民理事会的积极性，发挥乡贤、“五老”的引领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强调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价值塑造与人格养成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相衔接、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协同。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技术给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一是算法推荐凭借其数据与技术优势使政治性与学理性内容被大量娱乐化内容稀释，学生逐渐形成认知极化倾向；二是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逻辑，使整体的人被标签化与画像化；三是虚拟实践替代具身体验，使学生逐渐陷入学习舒适区的陷阱；四是教师主导地位弱化引发学生的伪主体性危机。对此，应强化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的导向理念、树立价值塑造与人格养成相结合的目标理念，同时抵制价值相对主义、推动虚拟实践与具身实践相结合。就教师主体而言，要提升教师的价值引导能力，构建以价值优先和知行统一为核心的师生共同体，深化师生情感交流，从而为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由第四次工业革命驱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由此逻辑衍生，孕育于工业革命、智能社会的教育革命也将驱动乡村教育发生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转型和变革。从未来发展图景看，数字技术正在推动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加速乡村教育空间融通化、助推乡村教育主体并联化。当前，我国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尚处在起步阶段，很多方面仍捉襟见肘，亟须从政策支持、文化复归、风险防控等方面进行路径调适，从而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领航标向。

国家公园作为供给绿色产品的复合型自然资源资产载体，资产化管理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国家公园资产管理面临资产管理目标定位模糊、资产管理机构性质不清、资产利用形式失范等现实困境。为此，可通过准公共物品理论确定国家公园资产保护性管理与利用性管理相结合的全新目标定位，构建以功能分区为主、物种保护优先层级为辅的动态资产管理机制；依托路径依赖理论明确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性质采取行政单位设置，确立其行政主体地位并阐明不同层级下的职权配置；基于复合所有权理论要求建立公私结合的国家公园资产特许经营体系，以“有限市场化”为原则，规范一级市场资源配置与二级市场产权流转，并明确相应的责任承担方式，从而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公园资产的价值。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程序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程序的重要制度安排，不仅是公益保护的检察监督解决程序，也是诉讼程序的法定前置程序，具有外部性、相对独立性和诉讼前置性三个特点，属于正式法律程序的范畴。现行检察建议程序本质上是检察机关内部工作程序，具有明显的内部性，存在行政机关参与机制缺乏、专家和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检察建议书不公开、检察建议落实情况的评估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当将内部性的检察建议程序转变为正式的法律程序制度，建立健全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沟通交流程序，优化专家咨询论证和公众参与程序，建立检察建议书公开程序，建立第三方参与评估程序等。

信用贷款是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近年来,从政府到金融监管部门均大力鼓励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和“三农”群体发放信用贷款，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风险大、成本高等问题，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在信用贷款投放方面积极性普遍不高，当前政府数据开放为商业银行增加中小企业信用贷款投放提供了可能。基于全国163家城市商业银行、农信机构以及村镇银行的数据，政府数据开放对商业银行贷款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对商业银行信用贷款的发放具有正向影响，能够有效提升商业银行发放信用贷款的能力和意愿，进而提升中小企业贷款的可获得性。此外，政府数据开放还有助于提升所在区域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进而提升当地商业银行信用贷款的占比，但资产规模以及经营效率均会对商业银行利用数字金融发放信用贷款产生影响，相较于资产规模较小、经营效率较低的商业银行，资产规模较大、经营效率较高的商业银行更容易受到政府数据开放对信用贷款占比提升的影响。

产学研合作是驱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但我国产学研合作的整体水平较低。从知识管理的视角来看，产学研合作是一个知识转移系统，互惠性合作则是驱动知识转移的潜在动力源。互惠性偏好下参与人员层面的知识转移能够有效提升产学研合作绩效，但互惠性偏好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实证研究发现，参与人员层面互惠性合作通过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转移的促进提升了产学研合作绩效，但仍存在不足，有待改进。研究表明，企业人员互惠性合作不仅无法促进隐性知识转移，也无法提升产学研合作绩效，进而提出如下对策:深化企业人员对互惠性合作价值的认识；鼓励企业人员对高校人员的互惠性行为予以积极回应；高校人员应以大局为重，主动激活企业人员的互惠性意识。

生成式AI的广泛应用对学术贡献认定与责任归属构成了根本性挑战。基于儒家“正名”思想，学术贡献认定可重构为“功能性正名”，即从传统的“作者认定”转向“功能定名”，依据生成式AI的实际功能明确其贡献名分并追溯相应责任。同时，引注范式应从“产权标记”革新为“过程说明”，据此构建一个涵盖AI工具信息、功能分类、应用环节及人类验证行为的“描述性引注”标准框架。该框架旨在实现学术创作过程的透明化与责任可追溯，为AI时代学术规范的重构提供植根于中华思想资源的规范性方案。

既有家庭教养领域的研究多聚焦于家庭教养模式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联，并倾向于将文化习得视为理所当然的自动过程，忽视了父母将文化资本优势传递给子女的不确定性。基于上海市的田野调查，展示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及移民背景的城市父母在文化资本代际传递上的分化过程，以及儿童激活文化资本的具体方式。研究发现，中等与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父母在能力培养的教养偏好上呈现明显分化，不同偏好塑造了不同的文化资本传递努力，进而导致了儿童基于社会经济地位和移民背景的文化资本激活差异。这些激活差异在学校及儿童发展层面产生分层收益，最终加剧了儿童早期教育发展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