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孟子》和《荀子》的关系来看，先秦儒家（以孔孟荀为骨干）的思想结构为“学、政、道”三位一体，其中最关键的是“学”在这个思想结构中的开端地位。儒家以学的方式保存和重建了整个世界，同时也以学的眼光去打量世界。

 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的政策催生了碳交易，也诞生了碳交易市场。碳交易市场作为一种特殊的新兴市场，兼具环保市场、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特点，这些特性导致各国政府需要对该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管，以防止市场滥用、价格操纵、市场欺骗等现象，保障温室气体减排行为和市场行为健康发展。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若干可从事碳交易的交易所，部分省份正在进行碳交易试点，碳交易市场机制及监管机制必须同时建立及完善。碳交易市场的监管体制和制度是综合的，监管主体包括综合经济管理、环保、能源和金融管理等部门。

汉语音变构词可以分为变声构词、变韵构词、变调构词三种简单的类型及其他复杂的类型。音变构词是传统的音义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义之学不仅在我国，在整个世界的学术体系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其内容及研究成果十分广泛，但是专门研究音变构词的诸家论著对于四声别义的材料有不少遗漏，因此音变构词的研究在资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研究音变构词对语言学特别是汉语史的研究和大型古汉语语文工具书编纂修订以及古文献的阅读和整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钟嗣成作《录鬼簿》的目的是要为那些地位卑贱的曲家立身扬名和为后世的曲家提供借鉴。《录鬼簿》用以指称元曲的名词虽然很多，但内涵清晰，对元曲的曲体有着明确的界定。《录鬼簿》在对曲家加以记载和排列时，又具有清晰的历史发展意识，通过七类曲家的排列，展示了元代杂剧发展的三个时期。《录鬼簿》不仅记载了元代曲家的生平与剧目，而且在简短的评语与吊词中，也对戏曲和散曲的文体特征、功能、题材、构思、语言、音律等问题都表明了自己的见解。《录鬼簿》开创了通过对作家和剧目的记载，来表达自己戏曲主张的理论形态，明确提出了剧学研究的范畴，其对元杂剧的分期也为后世的元杂剧研究提供了借鉴。

苏轼一生爱与佛教人士交游，苏轼与佛印之间发生的诸多故事大多为小说家言，但也并非一点根据没有：贬谪黄州期间，苏轼与佛印开始交往；离黄赴汝期间，苏轼路经润州与佛印交往最为密切；元祐时期，苏轼与佛印保持了相当密切的联系。苏轼与佛印之间之所以会产生诸多故事，既与野史、戏剧、小说的传播有关，也与两人的性格有关。

随着东晋高门士族的衰弱，孝武帝时期一度“政由己出”，皇权有所强化。孝武帝以其弟司马道子执掌朝廷中枢军政大权。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间尽管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其压制高门士族的政策是一致的，他们利用具有外戚身份的太原王氏，排挤、压制在淝水之战中立有殊勋的陈郡谢氏家族，显示出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基于法律治理化的传统,法律被定位为国家自上而下贯彻理念与治理技术的工具。尽管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已被提出，但此项改革面临法律治理化、国家本位的诉讼结构以及政法传统等障碍。变革的内在逻辑难以在更深层次支配刑事司法的资源分配与程序运作。鉴于以审判为中心内涵的模糊与伸缩性，改革可以作出近期、中期与长期规划。就当前而言，可以从强化侦查公诉工作服务审判的意识、强化一审工作、完善庭审质证与辩护制度等措施入手以逐步实现庭审实质化。

 以占我国涉外税收比重高达75%的流转税为研究对象，选用税收收入能力法对2004—2009年外资及全国的流转税流失规模进行分税种测算表明，外资流转税总体流失情况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增值税流失情况好于营业税。但随着外资经济总量的扩大，绝对流失额不容忽视。有关部门应重视外资的财政收入贡献度，加强对外资流转税流失的管理。

作为一部支持中国抗战的长篇小说，《龙子》不仅是对日军暴行的揭露，也是对一切暴力的反思。《龙子》自觉透视战争背景下民族意识的觉醒与高涨，冷静地揭示民族主义扭曲发展对人性的伤害，并从人道主义的高度思考民族主义的走向。这种观照战争的视角充分显示了赛珍珠独到的眼光和见地。

中外学术界在文学经典观上看似达成了统一，但其实二者之间还存在实际操作层面的诸多差异。比较赛珍珠等欧美人与中国某些学者对文学的识见，可以看出中外在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经典衡量上的差异，也可看出中国学者执行的文学经典标准普遍偏高，中外在文学经典标准实际操作层面有较大的差异。文学研究者应适当降低标准，进行文学经典扩容，将经典分类分得更细一些，适当宽容地对待文学作品的缺憾，同时文学经典也可走民族文化型的道路。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国秦代的学者，他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代》填补了西方学者秦代研究的空白；他执笔的《剑桥中国秦汉史》“秦国和秦帝国”一章认为秦帝国虽然时间短暂，但历史意义重大；他将《史记》中和秦代关系最为密切的四个传记翻译成英文并成书出版。

辽金两朝诗僧可分为职业僧人和准职业僧人两种类型，前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后者。其群体特征主要有三：丰富的漫游、访学经历有利于他们佛学知识、佛教活动经验的积累和陶冶诗情、增长诗才、提高诗艺；绝大多数诗僧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和文学创作能力；很多诗僧都具有深厚的佛学素养并在宗教事业或社会发展方面有显著贡献和历史地位。从创作的主题取向上来看，辽金僧诗的成就主要体现于佛理禅机诗、酬赠君主诗、抒发感触诗、表现俗情诗和山居修行诗五大类型的题材。辽金僧诗的独特魅力表现在多述山林幽隐之兴的“蔬笋气”和借佛典禅籍中的话语入诗、造意两个方面。

民国以前，“绅”多与“士”结合，指称拥有权势的士大夫阶层，代表一种政治特权和社会荣耀。民国以来，“绅”多与“劣”、“豪”结合，指称与人民对立的“反动”阶层，“劣绅”、“豪绅”由此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在短短几十年间，“绅”从社会荣耀变成“反革命”，以至成为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

 referendum（复决）、plebiscite（公决）和initiative（人民自决）是三个同义的英文单词。由于历史起源的不同，这三者所对应的全民公决制度在现代社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实有厘清三者的必要性。在占有大量史学资料的基础上对三种全民公决制度分别追宗索义，可从制度演变中辨析全民公决的涵义。

应对由温室气体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碳排放权的争执中，发达国家强调环境权，发展中国家强调发展权，对此，双方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我国应明确碳排放权的物权属性，构建我国碳排放交易机制，做好应对碳关税政策的准备，制订相关法律制度，倡导低碳生活。

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时为每一位作家撰写的小传中有大量的评论入选者的精妙文字，蕴含着丰富的文学理论内容，从特定的侧面反映了编者对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的认识。散布于这些作家小传的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摘句褒贬的批评形式、简明准确的批评术语、广师博采的求学精神、刻苦求工的作诗态度和刚劲野逸的诗歌风格等方面。《中州集》作家小传与《论诗三十首》及其他单篇论诗诗文互为补充，较完整地呈现了元好问诗学观的全貌及其发展、成熟的轨迹。

汉语词汇语义系统研究囿于结构语义的封闭系统观，对语言系统的结构、词汇系统的要素认识不清，在方法论上存在很大缺陷。使用成熟的系统理论方法，把握汉语词汇语义系统特性，继承传统汉语词汇语义研究的系统理念，吸纳西方词汇语义研究的特长，贯通古今，是理清整个汉语词汇语义系统的脉络、结构、层次的重要途径。

英国著名传记女作家希拉里·斯布尔林（Hilary Spurling）在其新作《埋骨：赛珍珠在中国》中，通过描述赛珍珠在中国的经历试图勾勒其整个人生的轨迹。斯布尔林女士和中国著名学者、赛珍珠研究专家郭英剑教授的文学对话讲述了斯布尔林为赛珍珠撰写传记的原因，并就传记题目《埋骨》的涵义、传记的主题与该版本传记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更进一步讨论了赛珍珠及其作品的历史意义以及在当今阅读和研究赛珍珠作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对于赛珍珠中国题材的小说创作而言，“土地情结”的艺术展示因为表现者的“异国”身份而有了超乎“个案”的“东方文化发现”或“中西文化交流”的引领性价值。当作家触摸这个古老的文化命题时，已经连带着对不同民族的土地恋情进行了联系性思考，催发为创作，即展示了中国题材小说具有的世界性品质，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学突破或文化突破。人的“土地情结”在根生于“地方性”的粗鄙之后，复枝蔓出具有“世界性”的富丽，与作家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多元文化和谐理念彼此印证。

老年人作为享受社会保障、福利项目的主体人群，对公共服务效率反应更为敏感，研究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可以衡量公共政策的执行效益。基于2012年全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可以发现健康状况、收入、与子女关系、居住满意度、社会保障水平和到达最近医疗机构需时等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需要从增强服务保障能力、完善物质保障功能和加强精神保障宣传三方面进行努力。

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老年人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的基础上，对健康的需求尤其是心理健康的需求更加迫切。基于实地调查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回归模型分析家庭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在经济支持、精神慰藉、生活照料三个家庭支持方面，与赡养人的关系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与赡养人关系越好的老年人其心理健康状态就越好。

生态文明追求既表明了当前人类历史发展的困境，又预设了历史发展的新趋势，从而必然成为审视和改进现有政府管理模式的价值依据。当前，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经常力不从心，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其根源在于政府管理模式方面存在缺陷。因此，实现政府管理模式的优化是当前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政府管理模式优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摆正政府角色地位，建设“社会本位”的服务政府；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建设“生态优先”的责任政府；再造政府管理流程，建设“协调高效”的整体政府；合理选择政府治理方式，建设“位置恰当”的善治政府。

大众传媒上有许多文学的消息，可是没有文学本身。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生活的一种形式，而且是多数人熟悉的形式。这个时代文学生活的另一重大方面是娱乐、娱乐的文学，包括从侦探、武侠、言情、科幻到新的玄幻、穿越等种类。但娱乐文学与我们真实的人生经验联系不多，或者说基本没有联系。娱乐文学的另一特点是大众拥有巨大的话语权，但各个专门的领域内大众所占有的权重需要重新考虑。文学不仅仅是娱乐，还应该更为深入地理解人的复杂性，解释其他学科无法揭示的各种微妙的、纠结的人生波澜，发挥出改善人生经验的巨大潜能。文学的特殊聚焦点是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文学必须深入到这个层面，不仅关注社会历史，同时还关注人生。

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山东入海后，围绕黄河流向、督府迁址及权限等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展开了二十余年的争论。在此过程中，山东巡抚的治河权客观上得到增强，河政体制与前清相比也发生较大变化。时局的变化、吏治的腐败也成为制约河政体制的重要因素。

随着风险社会理论在国内的引入和推广，风险社会研究也在近几年间日益成为社会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而学界对此理论的研究也从介绍和引进逐渐朝向更为本土化的思考和探讨。从理论评析、社会问题研究、和谐社会构建以及治理对策研究等视角，对2007—2010年期间国内风险社会的相关研究进行考查可以看出，国内风险社会研究尚需要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其研究主题有待进一步凝练，研究深度还有待加强。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是最早具体落实毛泽东提出15年赶超英国，提前实现工业发展纲要的地方官员。三年“大跃进”时期，上海在“大炼钢铁”运动中首当其冲。由于全国范围内各级领导对城市工业的管理与发展不很了解，因此特别希望原来具有相当工业基础的上海能够在工业“大跃进”上拿出经验和成果，走通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海逐渐成为大炼钢铁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