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党初期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前夕，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思想建设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不断成熟，在曲折中发展到系统化发展，再到逐渐布局优化的完整历程。在这一百年中，我党始终坚持思想建设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始终高举有民族特色的思想旗帜、始终坚持以革新精神注入生机活力、始终坚持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系统梳理党的百年思想建设史，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重大，它是我党保持初心践行使命的精神引领，是我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武器，也是我党筑牢自身政治建设的思想根基和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养分”。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要求进一步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以此来深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新征程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应该做到：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筑牢思想之基；深化文明创建工程，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弘扬诚信文化，推进诚信建设；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提升家庭文明水平；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

基于2007—2019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年度观测数据，可以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增加了企业非效率投资。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可以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股权质押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双重门槛效应，即随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股权质押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关系得到了先增强后减弱再增强的抑制效应；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表现为单门槛效应，即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负向调节了股权质押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

马克思的早期反贫困思想孕育于启蒙理性和宗教道德的熏陶之下，发端于对社会现实的政治批判之中，其生成和发展过程体现了实践的观点，饱含着对贫苦阶层的人文关怀。世界观初步形成时期的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国家理性主义的影响，但社会底层贫困的现实与国家理性的冲突成为动摇他先前世界观的支点。对贫困问题的分析使马克思逐渐剥离黑格尔“虚幻”的国家外衣，而“物质利益”问题的思考则推动他廓清了思辨的国家理性主义迷雾，逐渐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厘清早期反贫困思想的演进脉络，能够重现马克思彼时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整体发展样貌，还原他超越前人思想藩篱的过程；同时，深挖早期反贫困思想演进过程中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线索，能够明晰这一思想的演进与世界观转向之间的复杂联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发展，既受制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受制于生产关系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人与自然矛盾不断激化的趋势。人与自然矛盾的最终解决，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现生产力高度而合理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二维向度的思想有助于深化对当今国际环境治理复杂性的理解和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认识，有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

“江苏”的概念并非单一现代行政区域的划分。她衔接世纪空间的沧桑巨变，深受近现代新文化新思想的浸染；承载东南地域悠久历史文化的传统基因，受到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之滋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江苏之思”，是裹挟着诸多文化思想的一种符号，也是汇聚着时代精英、城乡骄子鲜活群体的雕像。百年江苏文学思潮记录了他们丰富而生动想象世界的精神谱系，镌刻了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先驱者的心路印痕。“潮”起江苏则成“思”：由雅集而成革命诗社，开智合群，率先传播新思潮；富庶江南生成市井人生，开启了现代中国通俗文学的先河；废科举，兴教育，一批学者兼文学批评家自觉坚守学术独立，营造文学批评新型的文化场域，自成百年中国文学思潮一脉，引领新文学多元思想的风向标；开风气之先发端现代“人学”理念，脚踏实地践行文学与人生、与普罗大众、与人民最大程度相融合的思想。

在秘鲁的官方历史中，华人作为移民的历史长期以来被压制、被消音。华人，作为秘鲁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秘鲁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华人作家之一，萧锦荣不仅在他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伊萨卡之旅》和《此生不易》中表现出秘鲁华人独特的身份观、家园观，还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秘鲁华人的移民经历，还原了秘鲁华人在海外经历的艰辛，这无异于是书写了一部揭示真相的秘鲁华人史，让长期被埋没的秘鲁华人在历史中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时当明清鼎革、天崩地坼，熟悉江南地方社会的顾炎武，特意撰写上中下三篇《生员论》，列举生员的种种劣行，主张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梳理材料和时人的看法，生员的群体社会形象确如顾炎武所论，并不光彩，明后期的江南生员，利用免役的特权和高于普通平民的社会地位，或买富差贫，诡寄钱粮，或出入公门，勾结胥吏，干预行政，或行为乖张，武断乡里，操持舆论，不少人甚至混迹社会，无恶不作，成为把持地方的邪恶势力。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会馆公所次第兴起，且空间分布由城郊扩展至城内。此种现象根源于入清后政治、经济在城乡社会的全面扩张与交融。具言之，明清之际江南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变，较明代城郊商业繁荣，清代城市手工业异军突起，成为商业经济进一步兴盛的有力支撑。不仅如此，清代帝王专制攀至顶峰，以帝王南巡为标志,朝廷强化了对江南地区的控制。因此，会馆公所的时空分布及历史背景为探究江南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