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的基本特征是以问题为导向，在理论沿袭、实践论证与创新发展中，其形成过程涵盖了三个大的生成环节，即以实践经验为本的生态认知、以保护自然为先的生态策略和以构建生命共同体为主的生态治理。在这三个环节中，“辩证统一”的方法论、“自然优先”的价值论、“和谐发展”的实践论构成了该重要论述从观念到行动、理论到实践、局部到整体的发展逻辑体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为引领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是要树立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以理念引导行动；构建生态现代化制度，以制度推进改革；制定系统的生态发展战略，以战略规划未来。

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由现实的生产方式变革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变革，客观分析了我国经济社会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并自觉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基本原则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任务。就此而言，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是对资本增殖逻辑的价值增殖之生产目的，价值第一性之生产内容，劳动者片面发展之生产本质以及资本权力逻辑的内在结构、根本特征和存在基础的超越，而且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形而上学范式之核心问题、合理标准以及思维方式的超越。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古代族类观、近现代西方民族观在党的中华民族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理论指引、思想奠基和借鉴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规律为：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与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观的统一；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优秀民族观遗产与创新形成符合国人认知体系的中华民族思想的统一；积极借鉴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有益成果与形成符合现当代时代特点的中华民族思想的统一。党的中华民族观形成与发展的理论逻辑有力地推动着党的中华民族观对于社会实践的整合。

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显著标识。社交媒体时代的中华文化符号传播场域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以微信、微博、抖音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构造出的中华文化符号传播新语境，为中华文化符号传播提供了新机遇。用活、用好社交媒体对中华文化符号进行现代性诠释和现代性传播，有助于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实现中华文化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引领作用。构建社交媒体时代中华文化符号传播路径，需要明确中华文化符号传播的政治方向，突出主流媒体传播中华文化符号的主体地位，发挥公益广告传播中华文化符号的重要作用。

检验环境规制对中国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产业结构在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绩效改善过程中的交互作用，对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绩效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影响，这一结论在经过替换被解释变量和变换估计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技术进步）和要素配置效应（技术效率）间接影响碳排放绩效改善。而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系数显著，表明产业结构是环境规制影响中国碳排放绩效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此外，研究还进一步发现南北方在环境规制“U”型曲线的拐点值存在显著异质性。研究结论揭示了我国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道路上，应充分考虑发展过程中的地区异质性，并根据地区的不同特性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狄金森、徐志摩、赛珍珠不仅是万众瞩目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重要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的创始成员，是跨国文学共同体网络的一部分。他们与自己国家格格不入，却在异国他乡建构身份认同，都在自己的祖国和海外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促进了中英之间和中美之间极具活力的文化交流。他们对本国的批评之所以令人信服，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曾长时间生活在他者文化中，由此获得审视故土道德标准和国家政策所必要的批评距离。以对位视角来看，他们是早期移民作家和学者的杰出代表，他们相信多元交融的必要性，相信促进多元世界文化遗产，尤其是鼓励批评性文化以及民族自省的必要性。

 文学作品中的景观往往被视为一种主观体验的表达。为赛珍珠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地》包含了大量的乡村与城市景观书写。赛珍珠从中国农民的体验视角，书写了以土地、村落为代表的乡土景观以及以高墙为代表的城市景观。她认为，乡土景观是中国农民精神意蕴的中心，由各种政治性景观组合而成的城市景观则是腐朽与异化的代表，造成了农民精神和身份的失衡。因此，农民只有复归乡土景观之上，才能获得肉体与精神的救赎。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民营企业是民营经济的经营主体或微观载体，因此，凡是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都应在民营企业身上添力赋能、见功见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并且竖起了三大“指路牌”。这三个“引导”，契合当下江苏民营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但做大做优做强民营企业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江苏政企双方不仅要围绕政策落实、法律执行、合规经营等“相向而行”，更要深入研判推进路径。当前江苏做大做优做强民营企业，首要路径是解放思想弘扬精神，关键之路是坚定方向转型升级，成功之道在于改革开放创新驱动。如此三路并进从而形成强大合力，定能推动民营企业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上“打头阵、当先锋、树高峰、建新功”。

“直播+电商”的新型商品销售模式正飞速发展，但该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本文考虑了直播带货平台与平台商家合谋以获取超额利润的现象，建立并分析了不同的奖惩机制下直播带货平台与政府监管机构的演化博弈模型，最终得出以下结论：静态奖惩机制与动态奖励静态惩罚机制下，系统不存在稳定均衡点;静态奖励动态惩罚和动态奖励动态惩罚机制下，系统存在稳定均衡点，但动态奖惩机制下直播带货平台与平台商家合谋的概率更低。动态奖惩机制下，直播带货平台和直播电商合谋行为与奖惩力度有关，当惩罚力度增加时，直播带货平台与平台商家合谋的概率下降，政府监管成本降低；当奖励强度增加时，政府严格监管概率降低，直播带货平台与平台商家合谋概率降低但变化较小。因此，政府监管机构采用科学合理的动态奖惩机制有助于直播带货行业的稳健发展。

科技定位技术滥用行为的刑法规制牵涉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层次性、交叉性等特点。科技发展及数据红利导致对个人位置信息合法获取却滥用的行为难以通过技术规制，因此法律需要发挥效用。而对数据时代隐私权概念理解的滞后性导致学界在创设个人信息权之新权利的同时只能进行原则性保护。这就要求刑法走出对个人信息隐私权“限制转移”的规制逻辑，按照权利类型公平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在各阶段的隐私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是个人隐私权，个人位置信息可描摹个人生活样貌，一旦滥用对隐私权侵害极大，从刑法法益评价及平衡刑法稳定性与实用性考虑，都应当对滥用个人位置信息行为予以刑法规制，而具体规制方式应以刑法谦抑性原则为指导。